• 学术论文:10065
  • 在线图书:9225|

香港保险研究院

“睁大眼看”系列之一:“天使的故事”

作者/樊百华

“睁大眼看”系列之一:“天使的故事”

作者/

  写在前面的话:“睁大眼看系列”首先是为关注现实的朋友们写的,其次也是为那些专业研究者偶尔想起需要什么材料时写的。

  如果将每天的传媒上披露的“事实”仅仅作出部分收集整理,人们都可以看出这社会的品质已经变到了何等地步。我曾跟朋友们经常说到:揭露与批判跟不上腐败糜烂的速度。这一点我想例如何清涟女士一定有特别的感叹!从材料说,《中国的陷阱》至少每年可以写出一本很“像样”的来。别的不说,就看看《南方周末》、《报刊文摘》吧。

  刘吉先生顾问的《中国问题报告》出过不少了,估计再那样出也意思不大了。我的系列所要做的是用尽可能短的篇幅,一篇抵一本书的分量。主要是材料的精选与压缩,当然,也一定要有必要的相关思考。因为材料太多,选是很难的,幸亏有很多朋友帮助我一起做;思考更不易,但这不是我的主旨,那就提供给大家一起思考吗!

  那么,写这系列对于我来说,就是要用数十万字起到数百万字的作用——他必须涉及这社会现实的各大方面!

  请相信我——一定拷了保存下来,为了这些可靠的资料!

  向有良知的新闻界朋友致敬!

  樊百华2000/9/12(中秋)
  

  现代健康观念已从人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相应地,现代医疗保健观念也从单纯的疾病治疗扩展到对人的心理的养护。这样,现代保健体系就自然而然地要求人们将环境、社区建设乃至社会关系的进步,看作与人口健康相关联的系统。于是,国际社会对综合国力的考察,不仅有医院床位量,还有例如社区体育场地和绿地的面积等。

  现代医疗对于生命、健康、安全等人权的强调,是不言而喻的。

  ◎忧医疵痛断18病

  中国首先加入的人权公约便是“日内瓦红十字公约”,这是一个主要针对战时的公约,内容很多很细。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没有讲到环境与人权,但医疗还是讲了。而讲医疗则讲了诸如寿命延长了、医院多了等等。一个人可以在人权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活得很长,反过来,短暂的一生有可能其人权是得到了保障的。如古代的昏君纵欲过度,滥服“贾道士的金丹”,其寿也短,应该说其一生主要是侵犯他人人权的一生。当然,一般说来,人均寿命的延长与人的生活质量(包括对人权的尊重)是有关联的。

  医院数量与人权的关系也未必有本质的关联。数量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在医院分布的合理性与医院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及其实际业绩。我国医院布局上极不合理,在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坐医供过与求,行医则供小于求,甚至只有出诊而无行医。而落后地区、边远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则仍然存在。

  为什么除了当官的不但有最好的治疗,而且有最好的保健,而在很多单位,吃饭、混日子的医生有,真正的治疗与保健服务却谈不上?“把当官的伺候好了,就行了”——卫生系统的官员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吗?为什么搞起“全国卫生城市评比”、“医院达标评比”的形式主义来那么来劲?这些工作既无实效,则劳民伤财客观上是在削弱社会保健的能力。中国各级卫生局有高明的医生,少高明的官员,一些名医当官后,在非治疗范围,同样很窝囊昏庸,使得医疗保健体系的业绩极其苍白。如果你仅仅医术高明,而看不到所谓评比之类实为虚假事功,则你的官与你的能力无关;如果你看出来了,明知不可而为之,则你的品德有问题,虽然你在某专业方面甚至是世界级名医,但也不配当“官”,只配回到病人身边——为什么要当这种无聊无德也无功的官?不当官的自由总不至于没有吧。

  如果说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害死人”等等,在其他方面多为“牢骚话”,那在医院就句句都是“大实话”了——我们的一些卫生官员智力会低到连这点也认识不到?

  对于几十年来医疗体制的弊病,现在医疗体制改革的利弊,笔者无力细述,但有几句“大话”是需要说说的:

  其一,医疗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救死扶伤是医疗的人道主义天职(“革命”之类的前制用语是可笑的——例如1989年中国红十字会对绝食学生的抢救,既与“革命”无关,也与“反革命”无关),无论是多大的官、有多大功劳,都应该与普通百姓一视同仁。医院的档次应当交由市场确定,而不应官本位地由行政权力决定。

  其二,彻底打破行政权力对接受医疗选择权的封锁,任何方式的行政“指定”都是侵权行为。

  其三,实行包括农民在内的医疗全面统筹,彻底将医院推向市场,而将深化改革的重点放在医药行业“服务”行为的依法严管上——例如规范医护的基本标准。

  必须说明:医院非企业,不应以创收为目的。推向市场、竞争等等丝毫不应与人道本质、福利本质相冲突!

  尽管全面统筹会遇到一些单位“拿不出钱”或“不肯拿出钱”来的问题,但统筹肯定比“各自为政”更有利于维护穷困人群的保健利益。

  全民统筹非商业性医保。解决“钱难筹”的根本出路在改革。例如产权重组中,应该鼓励国内外企业家在作出慈善性奉献时,获得减免税的回报。权力会放心、配合民间慈善组织大发展吗?很多顽症虽不可能由改革“迎刃而解”,却一定能缓解。别的不说,就说医院乱收费吧,你不让他乱收,他偏就乱收,在现在的弱势群体无权力制约杀手锏的情况下,还不是照样挨宰?所以,很多看起来很复杂很技术性的问题,说到底,基本上还是通到了权力机制的偏好上。

  官大功未必高的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公费看病,这不是偏好又是什么?混蛋院长带出一窝混蛋医生,你就没办法治他们,不是政治偏好又是什么?

  据统计,仅1997年一年,国家用于公费和劳保医疗的费用就高达7737.7亿元,比改革初期的1978年增长了28倍,每年平均递增19%,而国家同期财政收入才增长6.6倍,年增长率仅为11%。据有关方面的调查显示,1997年职工医疗费用的浪费在20%左右,达150多个亿。①

  笔者认为,医疗浪费本质上有难以统计的一面。看过病了,回去不吃药,其实不看也可以,这怎么统计?当官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一个月药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上万元、数万元,甚至是一个平民百姓一生的医疗费用,怎么定出其中的浪费?

  就算是问卷调查出来的“药开了不吃”,一项浪费一年就达150亿,那浪费的风源还在权力者的带头,而普通职工多为仿效,且由于“级别”的限制、“指定”医院的限制,相对于职工总数而言,职工的浪费必定是小头。

  那么,其它种种浪费与职工有多大关系呢?一方面职工住院难,一方面权力者将医院当疗养院呢?只谈150多个亿吧,那就是1000万下岗工人每人每年1500多元!

  那么,医院违背价格法,非法乱涨药价又造成了多少亿的侵权?

  那么,医生违反医德,例如“红包”之类的灰色收入又有多少亿的侵权?

  那么,医院(生)的受贿性“回扣”,又有多少亿的侵权?

  由不受制约的权力保护着的医院的腐败,也带有不可制约或难以制约的特质。山西太原市一医院有处方权的医务人员竟有90%以上的吃着“回扣”。

  1998年7月13日《河北工人报》“请到”一位药品推销员现身说法。“我那时候在沈阳一家医药公司驻石家庄办事处做推销员,这家公司只是靠挂靠的牌子吃饭,经营品种大部分是常见药品,其中也有过期和假冒药品。推销这些药品需要一定的手段,一次成功的药品推销分为三个阶段,即药品推广介绍会、药品进入医院药房及医生给病人开药。

  “召开药品推介会必须邀请本地医院的院长、药房主任和著名医生参加。通过推介会,推销员结识医院的有关领导。直接了当地说,推介会的目的就是联络感情,为以后药品推销打下基础。

  “说到联络感情的投资,首先应攻克主管药品的副院长和药房主任这一关,据我的经验,他一般会做出这么几种反应。认真型:这些人一般水平较高、专业知识丰富,敢于负责,跟他们推销药品一般不易成功;委婉型:他的回答首先是反问‘为什么我们要买你的药呢’,其实这可能是一种策略,也可能是一种暗示。此时,我就跟他套近乎,无外乎小恩小惠,送礼吃饭,如果他回绝,我就‘收兵’,如果他态度暧昧,就要加大攻坚力度,直到他透出风来说‘先进一批试试’,这事儿就成了。

  “药房主任一般不好对付,他们更像商人,不像与医生打交道那么容易。药进药房,下一步就考虑怎么卖出去,这得靠医生。为了熟悉医生,我一般是先帮他查查资料,买些专业书,送点小纪念品,关键要勤快,熟悉了以后,我就瞅准机会送上红包,他马上就开你的药,有的干脆明挑,开一箱药提成多少,此时的医生很难让人想起‘白衣天使’。”①

  如果说江湖庸医在过去只是特殊骗子的代称,那么,现在有证行医的“江湖庸医”又有多少?穿着白大褂堂皇坐在医院里的“骗子”、“混子”就已经人满为患,更不待说严格传统意义上的像胡万林那样的“黑道游医”,又何以能够群蝇乱飞了。

  胡万林发迹新疆某劳改农场,这里先转述新疆某建设兵团医院的两个庸医例证:

  李咏梅,女性,住院号为343846,病历上第一诊断为前列腺炎,出院后我(某医学教授──引者)好心劝告主治医生才将诊断改过来。(记者注:前列腺炎仅限于男性。)

  某女病人,患风湿性心脏病,妊娠七月引发心衰,病史记载为心无杂音,腹壁平坦,而且有当月月经来潮记载。(记者注:病人既患有心脏病,心脏岂能无杂音;既然妊娠七月,怎么可能腹壁平坦且当月月经来潮?)

  70多岁的退休干部杨英用家眷在同一家医院的遭遇——

  我的妻子和另一位70多岁的老妇都曾因泪囊炎住进同一个医院。入院时,两人除了眼疾之外,精神身体都很正常,行走自如。每天各挂盐水三到四大瓶,挂到八九天后,弄得奄奄一息,只好出院,住院费都在一千元左右。一个是搀扶回家,一个是用滑杆抬回去的。经过两个多月在家休息,身体才有所恢复。

  我的表妹有个三岁大活泼可爱的孙子,也是往进这家医院,本已病好,即将出院的当天,医生说,还是挂瓶吊针再走吧。结果盐水挂不到一半,孩子突然死了。当时只有表妹一人在场守护,正当她手足无措的时候,医务人员早把剩余的针药收走了。证据被毁,投诉无门,何况要医院的上级部门──卫生局来鉴定事故责任,那又何异于请鬼探病。表妹一家,也只好泪往肚内流,不了了之。

  最近我的一个远房妹夫何某,因伤风感冒咳嗽,到这家医院求治,院方要求住院,从下午三时进院到晚八时,连续打了五大瓶点滴,因注入的水太多,一时排泄不了,胸腹肿胀,痛苦不堪,只好手术导尿。

  我妻子1997年因天气炎热发生尿路感染(俗称热急胀,尿频),下午五时左右到这家医院就医,经尿检,医生一时说是糖尿病,一时又说是慢性肾炎,当即开出八张化验单。该医生说,今天下班了,明天检验后来住院再开药,今天不开处方了。当时我和妻子都向医生哀求:时时尿尿,今晚怎么过?明天一定来住院,今晚得先开点药吃。医生十分不情愿地开了一版氟哌酸胶囊和几粒磺铵类的消炎片。回到家里吃了一次,尿急尿频症状当即消失了,时间过去一年多,再也没有复发过……①

  如果说生病本身是灾难,但看病同样会出现灾难,而对尤其是住院治疗的家人来说更是一场灾难。看一次感冒常常得花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七排队八检查,脸难看方难开,常常让人觉得生病的倒霉主要在到医院受气挨宰方面。住院病人在护士小姐眼里只是定时服药的机器和吸收吊液的皮囊,甚至连一个字都不肯对病员吐出来。90%以上的事情都得由病人家属做,虽然护理费没少缴一分。尤其是失去活动能力的病人,护理的家人非常辛苦,想要小姐搭搭手也见不到人影。危重病人护理都是有要求的,但现在小姐们已经不再面对什么要求了。例如护理中风的病人,哪个苦啊,可是护理的家人累了,在一些医院连张方凳都坐不上,想靠在床边趴一会儿都不让。

  1998年7月,新疆一位医学老教授投书《山西发展导报》,自曝黑幕——

  我院领导的指导思想是赚钱的科室就是好科室:

  1、医生每开一张CT申请单,CT室即给该医生4.5元。我曾统计某医生在一月之内开了60张单子,而事实上,在这60位患者中需作CT检查的仅为20%左右。

  2、我院干部病房(团级以上)住院费定得很高(30元以上/天),伙食费却定得很低,伙食不足之数由医院补偿,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招徕顾客。因为每年公费医疗报销中大约有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作伙食开支。

  3、有一阶段,某些科室对同一病床可开三四个住院证,被列为加床。因为每加一床,科室每天可增加收入5元;事实上一个病床只住一个病人,其余名为住院而实际上在家吃药调养的病人也须交住院费(可以公费报销)。

  4、随意抽查一个病例:胡路民,男,16岁,住院号为339646。1997年3月4日第一次住院,当时有精神病症状,诊断为珠网膜下腔出血,但却没有化验报告;3月6日病程记录为精神可以,饮食良好,大便正常;最后一次输液时间是3月13日。4月5日出院时结算为输液器37具、30ml注射器40个、纱布300克、棉球一袋、一次性尿垫20条,费用共700元。1997年5月14日第二次住院,住院号为335885,诊断为散发性脑炎,尽管提不出诊断依据,仍让病人输液5天,结算单上填有输液器8具,30ml注射器49具,费用共300多元的字样。1997年6月26日第三次住院,住院号为343355,诊断为癫痫,未输液,结算时输液器9具,还有注射器等费用300多元。该病人住院三次,医院收费5000多元,其中乱收费(除上述外,还有陪住费、护工费等)1000多元。至于检查、用药是否恰当、合理还另当别论。

  以上只是很普通的几个例子,类似的情况在我们医院俯拾即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医院领导要维持一个铺张的“摊子”。在1998年职工代表大会上,领导毫不隐讳地通报1997年的招待费为38万元,另有其它项目开支也高达100多万元。同时,医院既要维持1200人左右的人头费(含1/3的非医务人员),又要负担领导外出时的大笔费用,使得医院不堪重负。

  2、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人向钱看,收红包、吃回扣现象司空见惯。自从评为三甲医院以来,为了保荣誉、保领导职位、保科室及个人奖金,上下共同说假话、说空话,很多人根本无职业道德、科学精神可言;最近又要争创全国百佳医院,表面文章是做得越来越离谱。

  3、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医院全年收入8000多万,当地卫生局作为主管部门也得了不少好处。曾有人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医院的严重问题,上级竟将有关信件原封不动地转回原单位,以至于仗义执言者遭到打击报复。①

  笔者猜想,这位肯自曝黑幕的老教授就一定遭到过不少“打击报复”。开句玩笑,“文革”中笔者还是“红小兵”,那么小就学到一条“法律”,即“打击报复就是现行反革命”,那么,不知现在的“现行反革命”总共有多少。当然我们不应招回红卫兵来揪他们,而只能寄望于政治改革。

  人们说,医院的滑落是“新时期”发生的,不对,早已发生。请问:50年代的右派们、60年代的“牛鬼蛇神”们得到过人道主义的救死扶伤吗?正因为那时医院被安上了“政治势利眼”,这只眼在“新时期”才出现了新的贪婪绿光。在一些医生眼里,老百姓只是动物,而一些人医对老百姓与兽医则无甚区别,否则,怎么会早在1978年,在首都北京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就发生长达16.5cm的塑料管手术后残留病人腹中(18年之久)之类的荒唐事呢?

  西弘先生执编的《南方周末·消费广场》,1998年10月16日发表作者“忧医疵”(主任医师)的文章,痛述医院的“18大浮躁症”:

  1、谁是医院的首富?按知识和科技含量说,首富应是国家的三级甲等医院,但他们只是知识和科技的首富,而不是经济收入的首富。知识和科技含量最低的是基层的卫生所,但可能这卫生所的个人人均收入是全国医院中最高的,在沿海较发达地区,据说常常可以达到人年收入2~10万元。如此反差,其中文章很多。

  2、医院是福利事业单位还是市场经济单位?按照国家的定位是二者兼而有之,但实际上不少医院把创收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3、内科大夫的尴尬。外科有手术费、换药费,妇科有检查费、接生费,护理部有护理费、注射费等,而内科就只有由70年代的0.05元涨到如今的1.50元的门诊费了。

  4、医生的一杯残羹。近来传媒报道,一改往昔指责药房和院长,大都指责医生收取回扣,实际上这只是很小的一杯残羹。道理很简单,哪个医生开了多少处方,这是要经过药房才能查到的,其余道理也就不用说了。

  5、行医近于行商。现在有的医院全免诊费和挂号费,有的竟公开声明“以上专家一律免收诊费和挂号费”。这是一种错误诱导,若从法律的角度去认识,可能还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6、逼医生缺德。不少医院规定,大夫要执行“合同”,要完成创收任务,否则便拿不上或拿不全工资,在你的收入中还要扣去诊室折旧、水电费、印刷品费、设备折旧费、排污费等。超收者则可按比例拿到奖金。这实质上不是承包是什么?医生能不想法子创收?

  7、变味的奖惩。有些医院规定,开一张CT申请单奖励10元,开一张PCR检查(卫生部今年已要求停用这项检查)申请单奖励7~8元,月底还要汇总另提奖金;住院部收一个病人奖励20元,大夫每月都有收几个病人住院的定额,完不成任务者少收一个要罚10~20元。名目繁多。甚至把检查和住院申请单发到院外。因此,病人到医院没看病就先花去几百元、上千元有关无关的检查费就不足为奇了。

  8、大方贵药利润多。在医院的收入中,药费部分最少也要占到70%左右,这是一种医与药本末倒置的现实;同时加剧了药品资源的浪费,抑制了技术的提高。

  9、滥用检查。病人一来,便开单检查,凭检查结果进行诊断。本来完全可以依靠物理检查确诊的常见疾病,也必须进行有关的特殊检查。这样,一来大夫省事,二来收入增加,何乐而不为?但其结果,不但大夫的技术难于进步,还要病人多掏腰包。

  10、庸医“目中无人”。一患者经CT检查右肺下局限性感染灶,就诊于某三级甲等医院,大夫先是冷冰冰地说:“穿刺!”患者问:“穿刺能确诊吗?”医生答:“50%。”病人问:“那怎么好?”医生答“再穿!”“要是还不能确诊呢?”“还穿!”……最后医生说:“那就开胸探查!”“开胸手术大吗?”“不大,就是去掉一根肋骨!”实际上,再简单的胸科手术,也是大手术。病人后到别处,经抗炎治疗一个多月后复查炎症已吸收。

  11、科技兴医难。某老教授积数十年之经验,绞尽脑汁夜以继日,把毕生之学术精华抽筋拔骨写成专著,准备传世。送去一问,出版社、印刷厂,哪个单位都要盈利,数万元、甚至十数万元的投资都需作者自负,而且印成后需自找销路。再问书店,答曰:“科技书不好销,要三七开。”作者不懂再问:“是你们要留三成利润吗?”答曰:“那还行!我们要七成!”“那不是赔了吗?”书店经理说:“那不管,我们是搞经营的!卖不出去还要退给你,而且售后付款。”

  12、江湖游医请进门。不少医院都腾出空房租给流医。号称治疗某某病的专家,他们大多自带处方保密的中成药,价钱特贵,收入与院方分成。一位带有“主治医师”证件的小伙子说:“我这证明,临来前卫生局说了,只在外地谋生用,回本地无效。”

  13、是财神就奉。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自称祖传,名之骨科,租国家医院开设按摩,用医院的治疗费收据,按国家按摩费的标准收费10元/每人次,表面上无可挑剔。全凭年轻力壮,每天接诊百人以上,虽说辛苦点,一天收入可达1500元左右。给每个病人的诊断、治疗时间不过三四分钟(何况他还要入厕、聊天),每月可有2~3万元的收入与医院对半分成。

  此外还有争上基建装修项目、医院升级忙坏了领导和群众、专家门诊(义诊)成“医托”、医疗广告(尤其是“泌尿系统感染”)满天飞,出现医院走了样、病人不敢进、求治卫生所的怪圈。①作者最后说:长此以往,能不出医疗事故?

  ◎是医院还是黑窝

  如果说进药是医院腐败的重灾区,医院的外科则是医德沦丧的重灾区。这只要有“红包”二字便可尽述。

  不过,看起来“红包”是医生收的,其实首先是权力型医疗体制收的。为什么有少数医生不收,病人家属还是不送就不放心,因为:“哪有这样的好事呀?”虽说也有极少数“好呆子”医生,但既是极少数,病人碰到的概率也就小了,动刀动剪子的事,性命攸关,谁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实际上,医院的红、黑、“宰”、勒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南京北崮山骨科医院,市物价局规定,其床位费只能收每天8元,但这家医院收到了25元。记者质疑院方时,一负责人还狡赖说没有的事,当记者放宽了与他核对一结帐单上写的1218.70元时,这位负责人竟说不出近一半收费的理由。

  说到药价,便只有两个字——离谱。“离谱”二字的意思弄音乐的人是知道的:“没准了呀,不成调了呀!”在中国“调”当然是有的,而且尽是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调”、大得不能再大的“大调”。

  按《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加价一般应控制在15%~20%之间,而在湖南衡阳市许多药店、诊所、医院都超标了。湖南某药厂生产的青霉素V钾片,每盒出厂价不到7元,而药店的批发价则达20多元;

  南宁某药厂的牛黄解毒片出厂价每袋仅2元多,而有的药店其零售价却飙升至近30元;山东一位患者因拉肚子上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两瓶乳酸环丙沙星,院方要价为每瓶60多元。谁知该患者恰恰是生产此药的药厂工人,知晓一瓶药的出厂价才3元;

  一些营养滋补与特效药品的购销价格相差尤甚;

  东北一朋友告诉笔者,在黑龙江一些地方,一些所谓乡镇个私药厂简直就是劣质“食品”厂。假冒伪劣为何好销?便宜;为何销得出?回扣;为何愿意买?利值大。南京《周末》报有位女记者,特“拧”,光反映南京医院“乱来”的报道,1998年笔者就看到她写过多篇。1998年12月29日下午3点她与通讯员陈宇祥来到南京市下关激光医院。原因是日前收到下岗女工张小燕的投诉:

  “前些时候我在某报上看到下关医院刊登的广告,称服用他们医院开出的‘复方甲亢丸’和‘复方甲亢胶囊’有明显治疗效果,于是我到该医院甲亢专科门诊部了解情况,该科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医生称:‘你的甲亢病最多要吃两个月的药就可以完全康复’。而几个月过去后,我花了8000多元的医药费,病情仍不见好转,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耽误了我的病情,不能使我得到正常治疗……”

  记者随同南京市物价检查所谢科长一行,找到了该院的负责人,而甲亢专科门诊部则是‘关门大吉’。据该院的负责人介绍,该院的甲亢专科门诊部的医生并非是医院的正式职工,而是院方从外面聘请来的投资者,与院方签定了承包租赁合同,承包人每年向院方交纳6万元租金,院方则为承包人提供工作场所等便利条件。①

  调查结果:这家医院使用的是“三无”药品,院方负责人说“可能是承包人自己配制的,而医院则一直严禁承包人使用“三无”药品。──院长以为这样搪塞就能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推”且不够,还倒苦水:“我们不能管得太宽,若管得过多,人家就会拍拍屁股不干了。”

  像这样的“责任人”,如真“依法治医”,那么起码有两个字:撤职!当然,真的“依法治医”的话,要撤的被“任命”的“德才兼备”的院长就太多了;倘真“依法治国”,说不定就要撤到自己头上,算了吧,喊喊还可以,真格还是不动为妙。喊喊的好处是——“我说过了,要求过了,你总不能说我们没有原则吧,至于做嘛,不要性急激进嘛……”对不起,“动不动真格”与“激不激进”无关,而只与虚伪、假心假意有关!

  还是说南京。多年来(讲故事的人们往往记不得时间具体有多长,就说“多年来”),南京(又岂止在南京)的一些医院成了百货商场的现象,可谓屡教不改、屡禁不止。

  南京白下区中医院和光华卫生院等医院为“病者”开出的“药品”竟是金华火腿、旺旺仙贝、茅台酒、雪碧,甚至还开自行车、大彩电……

  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使一批过去“小病大治”的人大为减少,医疗市场竞争激烈。据统计,目前南京市医疗机构有1000多家、等级医院190家、街道卫生院56家。那些医疗质量不高、管理混乱、运作不景气的医院,看准了部分市民“爱贪小便宜”的心态,用“以物代药”来获取医院的“经济效益”。

  在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局查处的“王巧云8万元医药诈骗案”中,从几家医院开出的处方清单上可以看到:板鸭、皮蛋、香肚、瓜子、快餐面(100箱)、西洋参(3000克)、电饭煲、浴霸等等,简直是个“日用品批发店”。①

  有的医院竟然干脆由商店代开门诊收据!当然,这样的例子对买到“食品”的“病人”不存在权利受侵的问题,而只是在权力体制下医院与“病人”一起侵犯全民的权益。

  有记者活儿做得细,也就查出了处方上的“青菜排骨”——中医不是讲了吗:药补不如食补。难怪这中医讨人喜欢,中医懂“辩证法”的啊。

  为了钱,“粗心”的事难免发生。于是,做个小手术,竟要吸氧90袋;广东佛山市谭先生因冠心病到市内一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因怀疑医院多收医疗费用,家属来到该医院检查药费,经查,在住院期间的某一天,一种名叫“强力脉痔灵片”的普通西药,用量应是两片共0.3克(每片0.15克),但收费竟是按6000片(即900克)药收的,共多收了11700元。

  医生不是官,但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官的官太多了——只要有点被人求的地方,就会“官”起来。官的事秘密多,你还不能问,问了官与“官”们就不高兴,甚至会发官脾气,结果问情况的人总会倒些“洗脸盆呛水”、“过河水草割鸟”的霉。什么“知情权”,扯!让你知道了,名堂还能鬼吗?官场的传统与魔术界的规矩是一样的!

  每天不知有多少万的病人在质疑医院收费时被训、被臭、被蒙!

  于是,“专家门诊”没专家、特宰人,多“托儿”、“媒子”等等就不奇怪了。

  于是,假“红桃K”、“菌必治”等等坑人便一坑一个团;三株口服液便出事了;一次也不能用的“一次性”注射器充斥市场;早就规定不能再用的医用橡胶瓶塞还是照用不误……吃“药”吃出人命来,在中国不是偶然的。

  有道是病人口中药,虎狼囊中金!

  多年来,劣质一次性注射器屡禁不绝,《南方周末》顽强追踪揭露,终于查出了例如江苏武进等地的病源——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更有甚者,一次性还可以变成非一次性!据2000年7月23日《服务导报》披露:浙江省东阳市贾宅村的废品市场,当地农民从群蝇乱飞、散发出阵阵恶臭的废品山,拣拾出来一些“可用”物批发给外地客户,有的经简单清洗重新包装后又流入市场。“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有不少是成袋成袋”的“一次性注射器、一次性输液器、一次性输血器”!

  笔者想怒问的是:这些废物通过什么渠道从医院回到这样的市场来的?会不会有医疗人员参与其事?废物管理部门、医院有没有相关管理措施?如此规模的非法市场又是怎样形成的?难道这些废物没有进入医院?那么又怎样得以进入的?……中国老百姓哪,疑问铺天盖地呀!可是,问苍天何德何能!极度荒唐何日才能被改变?

  被上上下下说成“中国人民极大凝聚力”的“象征”——1998年抗洪救灾,也照有“中国特色”——假药也照上抗洪救灾第一线(假货上去了多少还不见统计,例如劣质矿泉水也敢给解放军官兵喝),当然有的已被查出,否则笔者就不可能知道有这种笑话事。人们应当为抗洪救灾第一线有能识出假药的眼睛而自豪!

  有一点必须说明,捐赠给抗洪救灾的物资中,凡资本主义社会来的都没有一件是假货劣品!

  ◎人肉药的“慧尾”

  多年来,医学界本身医德沦丧之快之惨之烈,则为世界所仅见!鲁迅先生对庸医之恨使他曾立志学医,又出于对麻木看客们的恐惧而弃医从文,可是鲁迅先生如看到中国今天的医疗颓废,想他一定会将志向由医学而从政,连劳什子文学也一并弃了的。

  在济南一家大医院的科研处,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夫的研究成果可谓应有尽有,让人仰慕。其中一个大夫一年内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十几篇、几十篇论文的并不罕见。有的一年竟发表60多篇。而且每篇论文写得都很“严谨”:经过了多少多少例临床观察,达到了什么什么效果,有数据、有统计、有分析、有并发症。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说,严格地讲,一项科研成果从选题到立项到临床实践,没有五六年的积累是很难出成果的,按照这些大夫的效率,平均6天出一篇论文,他一个星期能看几个病人?没有病人,临床结论又是哪来的?

  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事实上一些论文的出世并没有经过那么复杂的程序,他们只是将国外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变个角度,或者几篇综合成一篇,然后更改一下数据就成了。因为没有临床实践,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是随意编造的。比如有的大夫竟公然在学术会议上说自己3年内做了2万多例双眼皮手术。一些人通常是实验还没做,结果先出来了。

  据了解,这些“成果”虚假至极,连研究人员自己都不敢用,但却给基层临床人员造成了误导,也加剧了医学领域在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关人士说,医学科研成果是直接用在病人身上的,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①

  1998年10月7日下午,民政部机关干部葛长荣随部机关集体到协和医院体检。神经科大夫给他检查后,让他在各科室做完剩下的所有待检项目后,再来一趟神经科──大夫要给他多做一项检查。大夫没说是什么检查,他还以为自己被查出了什么神经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便答应了。

  做完其他的检查后,他又回到了神经科。一位女大夫把他带进一间屋子,对另一位大夫说:“我把他交给你了。”也就在这时,他看到部里同来的另一个同志在这里刚做完这项检查,一脸苦相。他还看到大夫从自己兜里掏出10元钱,让这名被检查者领钱签字。葛长荣说,眼前的情形使他满腹疑云,但出于对大夫的尊敬,并想检查做得细一点,他坐到了椅子上。大夫一边提醒他注意脚下的电线,一边在他右手腕和右肋间贴上电极,这时才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测试没什么,只是“动”一下。当大夫按动仪器上的按钮时,他的半臂顿时失控抽搐。一连5下之后,大夫又把电极移到他的脖颈后,又是5下。最难以忍受的是将电极放在他头顶上“动”。第一下就使他全身震颤,大脑瞬间失控,身体歪斜,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强忍着对这位大夫说,这是什么检查?太难受了。大夫说可能是电流大了点,可以再放小一点。就这样上下左右共被“动”了22下之后,葛长荣早已四肢酸麻,头痛欲裂。

  在葛的反复追问下,大夫才说,这项名称为“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的测试,目的是为掌握正常人和患者之间的对比数据,不在正常体检范围。对于自己不明不白地成了大夫的试验对象,葛长荣觉得受了莫大的欺辱和蒙骗。他断然拒绝了这位大夫硬要给他的10元“受试费”。

  事发后,民政部机关医务室在与协和医院协调中得知,给葛长荣加做电位测试的大夫,实际上是北京医院的博士研究生,他在协和医院做课题研究时,在未向被试者说明检查原因、性质和内容的情况下,已经做了若干例测试。①

  瘫痪12年的江苏沭阳县青年任毅获知: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汇去2875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500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脊髓神经再生丹”1994年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当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②

  一名叫唐荣智的教授在三年内义务帮助输血后患丙肝者打了55场官司,在对这55个案例的调查分析中他提出了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于1998年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因血液检测中心漏检率的存在,给用血者造成人身伤害的,血站或医疗机构应依法给予治疗与补偿。”建议未被采纳。

  1999年唐荣智将继续他的计划:在每个省(市、自治区)象征性地打一例因输血感染丙肝的官司,不打第二例。他说:“我的目的是带个好头。”

  唐教授给全国人大的建议显然是理由十足的,(请参阅1999年2月26日《南方周末》报记者朱强的长篇报道)事实上因输血造成的医疗事故又何止成百上千,那么,为什么全国人大不肯采纳唐教授的建议呢?这个大概只有问委员长李鹏先生了。

  国家工商局针对房地产虚假广告问题,对三种报纸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统计监测,1998年6月份,三种报纸共发布房地产广告917条,在各类广告中位居第二,而其中违法广告有173条,也居第二位。①比起医药的虚假广告来,房地产的虚假广告真是小巫了。

  人肉药的“慧尾”

  在江苏举世闻名的华西村,有一组大型美术作品──二十四孝图。显然,这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硬的华西,在弘扬传统文化上是堪称楷模的。

  笔者所以要在谈科技文化的部分又不避繁复地插一段有关医疗的问题,目的是在强调医疗和人权靠得很紧。由此联想到吴仁宝那里的二十四孝图,是因为读过费振钟先生的一篇文章,稀里糊涂地尽在头脑里翻卷起人肉、吃人等等的字眼来,依稀觉得二十四孝于今尚有费先生所认真显影的历史底片在。

  费振钟先生在“孝子的根据”一文中考索了“割股疗亲”的“文化”源流。费先生介绍说:查“人肉”做药,医籍中的记载始于唐代,开元年间陈藏器所撰《本草拾遗》一书,明确地说,“人肉”药以治“瘵”。“瘵”是一种什么病?据医书上讲,属于“五劳”之类,表里俱虚,气血枯竭,久而不愈,身体羸瘦,古时候它是一种比较多见而又难治的慢性病,尤其长期操劳久经风霜的老年男人容易得。但从无名氏的《神农本草》到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似乎都还没有“人肉”治“瘵”的说法,陈藏器不知从哪儿一“拾遗”便拾遗到了这种“人肉”药。也许,他并不是出于好奇才在书中特列此“药”,而是很相信气血枯竭可以用人的血肉来补益,在他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其它的药物比“人”这样药物更符合“药理”,因而也更能发挥作用呢。经陈藏器这么大胆一写,“人肉”就不顾它血淋淋的面目进入药典之中了。结果的情形大大出乎他的想象之外,“人肉”药给中国药物学增加的东西倒有限,却为中国文化和道德史制造了一批孝子。

  宋人张杲《医说》言道: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羸疾,自此闾阎相效割股。他认为,民间割股的风俗习惯,就是因为陈藏器《本草拾遗》引起的,如果他的论断正确的话,那么唐代中期便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能让孝子们体现他们人伦激情的一页。而孝子们之所以能完成孝子的壮烈形象,也不单单由于读了《孝经》或者“道德伦理学”的缘故,倒是有“医学”在背后做他们的根据的,可惜的是,研究中国风俗的学者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因“人肉”药的“发明”,在中国民间伦理生活中产生的深层影响,也缺少对“割股”带来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历史追踪和发现,譬如在宋代,是否因为随着“理学”的昌隆,使得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人肉”药的伦理作用,是否由此进一步通过“割股”而将“孝子”们用自己的血肉合成的“孝道”发扬光大,等等。张杲的《医说》似乎透露了宋代这方面的一点消息,可能宋代“割股疗亲”式的故事发生得多了,张杲追根溯源才追到了陈藏器那儿,但仅有这么一点消息是很不够的,也是很没有说服力的。

  到了明代,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清楚地反映在李时珍的《本草纲木》里。李时珍撰《本草纲木》采集前代诸家本草之说,他引陈藏器的说法时,对“人肉”药表示了极大反感。李时珍的态度来得比较突兀和奇怪。本来,对前代之说有所征实,有所辩析,有所修正,都是正常的,然而李时珍在他的撰述中,仍然为“人”单立一部,并且亦以“人”部作为他的《本草纲目》压卷,可知他对与“人”有关的药物,还是肯定的,但为什么在列述了“人”里里外外,大到人的“天灵盖”小到人的“须发”,珍贵到“人气”低贱到“人垢”及排泄物,种种可入药之处,且都有较细的“药性”说明,唯独对“人肉”药作了否决呢?他自己作了一番解说:

  “神农本草,人物唯发髲一种,所以别人于物也。后世方伎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今于此部,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惟无害于义者,则详述之,其惨忍邪秽者则略之……”

  他之所以反对“人肉”经的旧说,原因不在它的能否入药,而在于它事关“仁”“义”,其实李时珍没有说明的重要之点,还在于“割股”这一风俗在明代碰到了一个新的障碍。

  原来“割股疗亲”的孝子故事,遇上了朱明王朝创始人元璋,开始行不通了。这位杀人如麻的皇帝,对“割股”居然非常痛恶,他是异常残忍不讲人道的一个人,唯独在这件事上讲起人道来了。事情从一个叫江伯儿的人引起,江伯儿因为母亲病重,效法过去孝子做法,割肋下肉进奉,但母亲的病仍未能好,他又向神灵祷告许愿,欲杀自己的儿子。这件事上报给了朱元璋,朱一听,大怒,说这样的人“绝伦灭理”,还要表彰他,真正岂有此理,命令立刻逮到官里,重杖后发配边外。对朱元璋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与做法,曾经读过知堂老人的一个评价,他说,“明太祖平生无一可取,只不准旌表割股割肝的孝子,可谓一线之明,这或者因为他是流氓出身而非士大夫之故欤?”有一点似乎表明朱元璋是非常有现实眼光的,即他看到这些“孝子”的“割股”行为给社会带来了某种危害,而他自己那时还不准备“以孝治天下”。

  不论怎么说,在朱元璋的严法之下,民间“割股”之风,想必会有所收敛,但为此而感到不安的其实并非市井小民,而是士大夫文人,对“割股”的孝子传统起劲的正是他们。现在朱皇帝说了不许表彰这种事,那么以明初政治的威摄力,士大夫人文人们势必不敢再随便乱提倡了。这显然影响到后来《本草纲木》对“人肉”药取舍的态度。史书上称,李时珍写完《本草纲木》,嘱咐他的儿子将这部士大夫人人争读的书送给朝廷,正因为如此,他是绝不敢冒犯那位“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历高皇帝”的遗旨的。《本草纲木》不取“人肉”药是对的,但“割股”在民间并没有绝迹,“割股”的孝子们也仍是民间津津乐道的形象,而士大夫文人照例对这件事宣之笔黑,兹转引知堂《关于割股》中所抄清初吴野人《陋轩诗》卷十《吴氏》诗序:

  “吴氏名伍,安丰场人,嫁鲁高。高父病笃,闻里人有割肉疗疾者,以其事语家人,欲高效之也。时高亦病,妇乃慨然代高,引刀割左肱肉,刀利切骨,血流十二昼夜死。见者莫不悲之。”

  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费先生籍贯扬州──引者)的故事,与我小时候听到的孝子故事不同处,是它多了一点悲剧性的情节、气氛和人物。

  知堂老人把“割股”推到原始的“吃人”风俗,而鲁迅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两个字,“割股”的孝子们,其最终根据无非在此两端罢。①

  读了费先生的文章,要说的话很多,限于篇幅,只就李时珍提一个问题:李氏未将人肉入典,是出于人道理性,还是出于对“重杖”、“发配”的恐惧;只就中医提一个问题:中医如出了医疗事故如何作出科学的鉴定?于是笔者又想起了“赤脚医生”和今天比“赤脚医生”数量更多的坐诊游医──文化真是有根的哩!

  鲁迅先生对庸医之恨使他曾立志学医,又出于对麻木看客们的恐惧而弃医从文,可是鲁迅先生如看到中国今天的医疗颓废,想他一定会将志向由医学而从政,连劳什子文学也一并弃了的。

  刚刚30岁的女作家刘丽英悲愤地告诉记者:1996年12月26日上午8时10分,怀孕9个多月的我走进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到门诊检查,医生说:“一切蛮好,住院准备生吧。”

  9时10分,我入住医院住院部。随即进行常规检查,量血压体重,测听胎心,此时胎心音126次/分,较弱。接着做灌肠,于是出现大出血,我告知主治医生陈韵洁腹部剧痛,且前段时间B超检查提示羊水少,顺产有危险,请求安排剖腹产。医生说我是头胎,没有特殊情况,医院规定不能做剖腹产。

  9时30分,医生为我做B超检查,发现胎儿已死。10时40分,做完B超,我被推回病房,继续待产。下午13时15分,有才被推进产房。我问医生:既然胎儿已死,为何不立即剖腹取出?陈医生解释说还是自然产出为好,因为剖腹产之后,一般要两三年后才能要孩子。13时30分,护士打电话向主治医师陈韵洁反映我“面色苍白,腹痛,持续流血”,情况异常。医生以下午要考试为由,没到病房来看我。14时30分,护士再次想陈医生反映我情况不好,医生说:“我要去参加‘三基’考试,你去找二线医生吧。”然后便离开病区,这期间,只有一个助产士在产房,我流血越来越多,感觉越来越冷。

  15时30分,陈韵洁医生考完试回到产房,我已不太清醒,呕吐过2次。18时,医院给我的家属下病危通知单。19时15分,我被送到手术室作剖腹产手术,取出死胎,发现子宫内积血1500毫升,子宫已损坏,于是做了子宫切除术。23时,医院再次下病危通知单,我被送入重症留护室……

  “我就象做了个长长的恶梦。”刘丽英泪流满面地说,“恶梦醒来,我已经成了残疾人。”

  “我的怒火是被医院一点点勾起来的。”刘丽英理智而平静地告诉记者,“我出事后,曾写过3封申诉书给医院,医院未给我只字答复。后来我和姐姐亲自找院长质问,他竟说:‘写血书的都有’,‘谁摘你子宫你找谁’。堂堂的三甲医院,对病人冷漠至此,我好恨好恨!”①

  医疗的基础是医学,医学的基础当然是研究,那么就看看研究。在济南一家大医院的科研处,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夫的研究成果可谓应有尽有,让人仰慕。其中一个大夫一年内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十几篇、几十篇论文的并不罕见。有的一年竟发表60多篇。而且每篇论文写得都很“严谨”:经过了多少多少例临床观察,达到了什么什么效果,有数据、有统计、有分析、有并发症。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说,严格地讲,一项科研成果从选题到立项到临床实践,没有五六年的积累是很难出成果的,按照这些大夫的效率,平均6天出一篇论文,他一个星期能看几个病人?没有病人,临床结论又是哪来的?

  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事实上一些论文的出世并没有经过那么复杂的程序,他们只是将国外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变个角度,或者几篇综合成一篇,然后更改一下数据就成了。因为没有临床实践,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是随意编造的。比如有的大夫竟公然在学术会议上说自己3年内做了2万多例双眼皮手术。一些人通常是实验还没做,结果先出来了。

  据了解,这些“成果”虚假至极,连研究人员自己都不敢用,但却给基层临床人员造成了误导,也加剧了医学领域在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关人士说,医学科研成果是直接用在病人身上的,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①

  医学研究离不开试验,那么就来看看试验——

  1998年10月7日下午,民政部机关干部葛长荣随部机关集体到协和医院体检。神经科大夫给他检查后,让他在各科室做完剩下的所有待检项目后,再来一趟神经科──大夫要给他多做一项检查。大夫没说是什么检查,他还以为自己被查出了什么神经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便答应了。

  做完其他的检查后,他又回到了神经科。一位女大夫把他带进一间屋子,对另一位大夫说:“我把他交给你了。”也就在这时,他看到部里同来的另一个同志在这里刚做完这项检查,一脸苦相。他还看到大夫从自己兜里掏出10元钱,让这名被检查者领钱签字。葛长荣说,眼前的情形使他满腹疑云,但出于对大夫的尊敬,并想检查做得细一点,他坐到了椅子上。大夫一边提醒他注意脚下的电线,一边在他右手腕和右肋间贴上电极,这时才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测试没什么,只是“动”一下。当大夫按动仪器上的按钮时,他的半臂顿时失控抽搐。一连5下之后,大夫又把电极移到他的脖颈后,又是5下。最难以忍受的是将电极放在他头顶上“动”。第一下就使他全身震颤,大脑瞬间失控,身体歪斜,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强忍着对这位大夫说,这是什么检查?太难受了。大夫说可能是电流大了点,可以再放小一点。就这样上下左右共被“动”了22下之后,葛长荣早已四肢酸麻,头痛欲裂。

  在葛的反复追问下,大夫才说,这项名称为“磁刺激运动诱发电位”的测试,目的是为掌握正常人和患者之间的对比数据,不在正常体检范围。对于自己不明不白地成了大夫的试验对象,葛长荣觉得受了莫大的欺辱和蒙骗。他断然拒绝了这位大夫硬要给他的10元“受试费”。

  事发后,民政部机关医务室在与协和医院协调中得知,给葛长荣加做电位测试的大夫,实际上是北京医院的博士研究生,他在协和医院做课题研究时,在未向被试者说明检查原因、性质和内容的情况下,已经做了若干例测试。①

  瘫痪12年的江苏沭阳县青年任毅获知: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汇去2875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500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脊髓神经再生丹”1994年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当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②

  一名叫唐荣智的教授在三年内义务帮助输血后患丙肝者打了55场官司,在对这55个案例的调查分析中他提出了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于1998年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因血液检测中心漏检率的存在,给用血者造成人身伤害的,血站或医疗机构应依法给予治疗与补偿。”建议未被采纳。

  1999年唐荣智将继续他的计划:在每个省(市、自治区)象征性地打一例因输血感染丙肝的官司,不打第二例。他说:“我的目的是带个好头。”

  唐教授给全国人大的建议显然是理由十足的,(请参阅1999年2月26日《南方周末》报记者朱强的长篇报道)事实上因输血造成的医疗事故又何止成百上千,那么,为什么全国人大不肯采纳唐教授的建议呢?这个大概只有问委员长李鹏先生了。

  在上述任毅(当然受害者不仅是任毅一人)受侵案例中,石家庄市科委如何跨省为山西的发明作鉴定,鉴定的程序和内容又如何都是个迷,但该药事实上却未获生产批准文号,既然如此,卫生局官僚们又如何肯知法犯法地为假药撑腰?中国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任毅上了当源于一消息,不管有意与无意,这个消息起到了虚假广告的作用,至于发这消息是否属有偿新闻,则很有查一查的必要。当然,有偿新闻、虚假广告是查不胜查的,人手不够和习以为常不查也罢,只是消费者并不都能像任毅那样最终得到《健康报》的帮助。

  20年来,所谓的“精神文明也要硬”一直硬着,那么,“成果”怎么样呢?还是举精神文明中心京城的例子吧。

  罗太荣因为肺心病住进北京市海淀医院,是在1998年10月28日。为了缓解病情,医生开了一种叫“罗氏芬”的药物进行治疗。打上点滴不久,罗太荣就感到心情烦燥,浑身发痒。“她对这种药过敏。”医生将此情况记录在罗的病历上。

  1998年12月初,正当罗太荣为出院做准备时,流感突袭北京。住在人来人往6人间的病房里身体虚弱的她未能幸免,二次感染发烧。1998年12月6日下午2点,罗太荣烧到39度。大女儿曹维亚忙到护士站找大夫,恰巧罗的主治医师夏艳休息,只有内三科主任张家保在场。

  张家保先让护士给罗打“柴胡”退烧,见效果不大,又做“青霉素”皮试,结果病人对“青霉素”过敏。于是,他让护士给罗吊起了点滴瓶子。罗太荣眼看着一种不知名的淡黄色液体一滴滴注入自己体内。

  “滴答、滴答……”罗太荣和丈夫、女儿聊着天。

  “滴答、滴答……”罗太荣感到呼吸困难。

  “滴答、滴答……”罗太荣双手变得冰凉,五官扭曲。

  “滴答、滴答……”罗太荣……

  曹维亚冲向护士站。但此时张家保主任已不在那里。惟一的值班护士看到眼前“吵闹”的家属显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威严:“回到病房等着,你们在这儿我怎么工作?”

  当张家保匆匆赶来时,连续为罗太荣量了几次血压,每次都下降不少。而后,张家保把曹维亚和罗太荣的丈夫曹福治叫到护士站。“罗太荣很危险。”张告诉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半小时之前,您不是还说她没有什么危险吗?”正当曹维亚焦急地询问时,哭声已经传来──“奶奶不行了!”护士小张跑到曹维亚面前。罗太荣的二女婿──一位医务工作者赶到病房,听说张家保给母亲用了“西力欣”,当时就质问道:“病人对‘罗氏芬’过敏,你们怎么还给她用‘西力欣’?!”在场的抢救者无一作答。

  1998年12月6日这一天,冬季不常下雪的北京飘起了雪花,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飘飞的雪花中,罗太荣这位69岁,从教近40年的老教师离开了人世。从打点滴到死亡,只有20分钟。①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的一条马路上拥挤着多家门市,在混杂的招牌之中,勉强探出一块“本溪市明山区分院门诊”的招牌。其实,它的真名称应该是本溪市明山区卧龙医院消防分院。在这黑黝黝的屋内,有一个药品柜、两张办公桌和几张床。墙皮已有剥落,床头上印着整片的湿斑。床单肮脏不堪,这里的卫生条件与其说是一家医院,倒不如说是一家低档次的“大车店”。

  1998年7月15日下午5点多钟,本溪市下岗职工(又是下岗职工!──引者)毕元军与其妻沈敏晶走进这家分院看病,当时,毕元军的症状是发烧、浑身发冷打颤。该分院大夫景玉志对其诊断为大叶肺炎,随即开方取药。护士给毕元军做了皮试说无过敏反应,开始进行第一瓶青霉素输液。第一瓶药液将要输完时,毕元军感到口渴,沈敏晶回家为其取开水,(开水而已!!!──引者)大约20分钟后回来,毕元军已经开始输第二瓶磷霉素钠。这时,患者身体急剧发热,景大夫便让护士用毛巾沾温水在脖子上为其热敷,这当口,景大夫外出巡诊。晚上9时40分第二瓶点滴打完,景大夫巡诊返回对沈敏晶说:“回家后如果发烧就吃点扑热息痛或用毛巾敷。”沈敏晶给丈夫穿衣服准备回家,上衣刚穿了一半,毕元军突然全身痉挛。她急忙喊来大夫、护士。大夫为毕元军做了人工呼吸,抢救了五六分钟,毕元军已人事不省。景大夫吩咐给“120”急救中心打电话,未过5分钟,本溪市二院急救中心来车将毕元军拉到二院做心电图,其时,毕已死亡。景大夫对急救中心的大夫称,患者毕元军是病毒性肺炎。

  无奈的记者说:“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一句,像卧龙分院这样几乎谈不到有任何医疗设施的分院,怎么能够被批准行医营业呢?”①

  1998年11日,江苏连云港市37岁的王寿华因患慢性咳喘病到金盾(不知是不是公安系统的──引者)门诊部就诊,8月12日,在服用该门诊部“专家”所开的咳喘宁散A、B药物后致死。经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这是一起一级医疗责任事故。使用的药物属假药,为非法制剂,霉变的药物直接导致患者死亡。

  笔者小时候见到过的医生,无论男女,都称得上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有一年腿膝生疮,父亲用独轮车推着我去10里路外的郭园乡手术──那里有一樊姓名医(据说江苏电视台樊玉媛女士便是其千金)。我年幼懵懵,不知是否那名医为我动的手术。印象中没什么痛苦,术后父亲给我买了两只大肉包,现在还记得它的美味。现在我也能见到“和蔼”的医生,但心里另作想:他的医术好吗?他真诚吗?──这都是极左、体制给害的。一想到体制,也就忍不住要数落!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死有正常与不正常之分。像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专政”(所谓“大民主”是误用!)时代以及……死的6—8千万的人就是不正常的。

  笔者要丝毫不想躲闪地说一句:胡万林的出现决非偶然,因而,联系“正规”乃至什么“等级”的医院频频出现严重医疗事故的情况,完全可以说:我国的医疗部门,存在着胡万林现象──瞎胡来而已!

  对“人”的不尊重,衍迁到医疗,其害大矣!

  啼血何须杜鹃鸣。说几个血的故事吧。

  1998年11月15日下午,历经数年较量,开化县黄峰水泥总厂职工方东明、余平叔、王世堂诉巨化集团公司职工医院、建德市血站赔偿一案终于有了初步结果,法院一审判决判令巨化集团公司职工医院赔偿3名受害者计人民币103429.91元,判令建德市血站赔偿3名受害者计人民币155144.85元,两被告赔偿总额为258574.76元。但患者余生如何度过,人们只能表示牵念。

  据悉,在同一所医院、同时有三人因输血而传染上丙肝,在浙江省还是首例,在全国也属罕见。②

  1998年4月29日上午11时的四川南充市街头下着小雨,谭顺荣蹬着他那没有营运执照的人力三轮车找到一个生意。一辆桑塔纳警车相向开来,交会之后驾驶警车的杜大军下来揪住三轮车夫谭顺荣,说桑塔纳被三轮车“挂坏”。谭顺荣见是警车,先自心虚。对于右前门那道两三寸长的衣线般的印迹,杜大军要谭顺荣拿出1200元,否则谭要“被关起来”。但谭顺荣距这笔“巨款”实在太遥远,他交出了身上所有的零钞之后,警车带着他回到寄宿住地去取他仅有的70元活期存款,然后到他帮工的地方借钱,但均无着落。

  眼看再也逼不出钱来,杜大军心生一计。他打了一阵手提电话,叫来一个人。他们把谭顺荣塞进警车,扬言谭顺荣要被“关好几年”!杜大军一边骂着“穷鬼”并打了“穷鬼”一拳,一边将警车开到南充市中心血站。这时已是晌午时分。

  在血站的熟人承诺“帮忙”之后,杜大军又用血站的便笺拟了一个“自愿献血、后果自负”的协议(但“甲方”谭顺荣未签字)。在谭顺荣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南兖市中心血站抽了他体内的400毫升鲜血。抽完后,血站才说:“等几分钟后,看看血是否合格,合格才能领到钱。”随后,杜大军拿走了200元血款的凭条。为了取款杜大军又带谭顺荣去相馆照了快相。整个过程谭顺荣都是晕乎乎的,如在梦中。他也只能听命,因为上厕所都被跟着,逃是不可能的。对此,杜大军在回答公安局的询问时是这么解释的:“谭顺荣说他没钱,要钱只有去卖血,我很生气。”……①

  如果说上例中血站徇情助纣的话,那么下面则是权力血魔吸血的故事了。

  现年43岁的朱瑞春系浙江省金华县人。1972年12月应征入伍,先后任战士、化验员、检验士。1988年1月转业来到宁波市中心血站任检验师。1994年2月被中心血站聘任为血源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

  1994年初的一天,极少喝酒的朱,竟将一个有偿献血联络员宋某请到家中,酒足饭饱之后,朱对宋说:“以后血源科我负责,你要好好地配合。”可能唯恐对方不明其意,临分别前,朱瑞春竟顾不上有人在场,大言不惭地说:“以后我们合作,每一名献血员要给我5元钱。”宋不敢怠慢,赶紧答应下来。

  后来,每隔两周时间,宋就乖乖地向朱送上2000元“人头费”。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瑞春“榨血”的胃口越来越大。两个月之后,人头费已涨至每人10元。见“联络员”面露难色,他当即拍胸脯:“我可以叫你多派人,由一车增加到二车,而且可以缩短卖血间隔时间。”按照有关规定,有偿献血者献血时间必须间隔6个月。而朱瑞春为了多捞钱,竟明目张胆地擅作主张,允许有偿献血者间隔一星期甚至几天就可供血。这样,仅义乌采血点,每周就有150余名献血者前来献血……

  刚献完血的山里人连3元一份的盒饭都舍不得吃,朱瑞春却要盘剥他们10元“卖血钱”!

  如果将朱副科长3年来非法掠夺的17万余元有偿献血者的“人头费”折算成血量,相当于他吸干了70个人的鲜血!①

  现在无偿献血已作为法律固定下来。笔者规劝血管里流满人民“血汗”的官僚们,应带头献血,以作为对“社会主义”的回报。

  “中国特色”的医疗鉴定

  “丈夫吊盐水时,要是自己没有离开那么一会儿,也许他就不会死!”朱美英在一年时间时反反复复念叨着这句话,如果不是到上海市卫生局上访时她也突然而死,悔恨将缠绕她余生的每一个日夜。

  1997年7月20日,江宝根在上海市瑞金医院做了一次心电图,结论是“窦性心速”。24日上午,江宝根感到心闷、气促和心痛,妻子朱美英便陪他到自家附近的淮海中路地段医院就医。朱美英出于担心,要求医生做一次心电图。主治医生认为,刚刚做过心电图没两天,即使病情发展也看不清楚,没有必要再做心电图。于是,遵照医生嘱咐,江宝根做了血常规、尿常规和胸透检查。胸透结果为:心尖左下移位,主动脉增宽,两肺纹理增深。朱美英心想,胸透结论表明,丈夫已患心脏病,于是再次要求做心电图,仍被医生拒绝。对江宝根的病情,主治医生下的结论是:“心悸原因待查。”在江宝根的尿常规结论为蛋白3+的情况下,医生开出了葡萄糖氯化钠等对心肾不全者慎用的补液处方。

  当日11时许,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护士把针管插进了江宝根的血管。盐水吊了一段时间后,江宝根饿了,朱美英去买饼干和水给他吃。第一瓶盐水吊了一半,见丈夫没有什么异常,朱美英就回家吃饭去了。

  这一去,既是夫妻间的永诀,又是江宝根扑朔迷离之死的开始。

  朱美英被护士拉着奔到医院时,救护车已停在医院门口。江宝根仍然坐在吊盐水瓶时坐的椅子上,头歪向一边,嘴边流着白沫,小便失禁……输液针管已被悉数除去,周围站着一些医护人员,看不出抢救无效的痕迹。江宝根随即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瑞金医院。

  江宝根被送到瑞金医院后,瑞金医院断定病员已经死亡。不可思议的一幕随之出现,江宝根的死亡时间和地点有了两个说法:一个是由淮海中路地段医院认定的,一个是由上海市医疗救护中心提供的。

  上海市医疗救护中心的说法,有详细的院前记录等原始材料支持,而淮海中路地段医院的说法则比较苍白,且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事件发生后,淮海中路地段医院拿出两张心电图,据称分别是在当日的12时30分和14时40分给江宝根做的。朱美英则说,12时30分,她正陪着丈夫,根本没做心电图。医院也拿不出病历记载和收费证据。而且,按照该医院的说法,江宝根14时38分已被送上了救护车,14时40分时就不可能再在淮海中路地段医院做心电图!

  事件发生后,江家多次接到匿名电话,自称是淮海中路地段医院医护人员的打电话者说,医院根本没有对江宝根进行抢救,发现问题时江宝根已经死亡。

  然而,1997年11月7日,上海市卢湾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医疗事故鉴定书》却认为,江宝根事件不构成事故,死亡是病情突变所致,猝死原因是“急性下壁心肌梗塞伴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淮海中路地段医院对症处理正确,诊疗过程中没有造成患者直接死亡的护理过失。

  江家不服,要求重新鉴定。1998年7月10日,上海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出具了鉴定书,认为,江宝根的死亡系病情演变所致,由于未做尸体解剖,确切死亡原因不明,其发病症状不典型,医护人员对病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但是,认定因医务人员过失直接导致病员死亡的依据不足,不属医疗事故。

  朱美英义愤填膺。江家的人先后走访了卢湾区和上海市政府,材料只是转了一圈,又迅速被转到了卫生局。朱美英准备向法院起诉,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咨询时才知道,卫生局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把关人,卫生局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不认定是医疗事故,就无法就此起诉。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62岁的朱美英回头看了一眼被自己甩在几步远之外的儿子江杰,稍稍迟疑(为何迟疑???──引者)了一下,就大步跨进了上海市卫生局的大门。1998年7月21日,是朱美英担任上海长宜羊毛衫厂厂长的第三天,厂里有做不完的事。可是,再有三天,就是丈夫江宝根的周年祭日,这个日子越近,朱美英心头坠着的铅块就越沉。

  母子俩还没进到上海市卫生局的信访处,就在门房(应该读作衙门门卫──引者)被拦住了,一位老同志说:“我就是信访处的,你们跟我说吧。”朱美英就向他坦诚了对鉴定结论的怀疑,希望卫生局重新调查江宝根的真正死因、准确的死亡时间和地点,依法追究淮海中路地段医院的责任。朱美英说了20分钟左右,头突然歪向一边,身体从椅子上栽倒在地。(体制吃人的经典证据,这证据又何止万千!──引者)正在盯着母亲讲话的江杰,扑过去抱住母亲时,她已双唇紧闭,根本听不进儿子的哭喊了。江杰双膝着地,跪下,爬起来,爬起来,再跪下去,(我们的文学家讲这样的故事也只能抹去年代印记吧──我们还能有几个“现实主义者”?──引者)膝盖皮磨破了,哭着请求信访处里的工作人员快救救他的母亲。数分钟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门诊室的医生们赶到时,已回天乏术,朱美英阖然长逝……①

  1998年6月21日傍晚,河南省宜阳县张坞乡平南村马拴强家的老二亚柯的疝气病又犯了,夫妇俩焦急起来。“去三乡街看看吧,听说那里来了一个洛阳二院退休的外科医师,手术可高明了。”刘国平听丈夫一说即答应下来。夫妇二人赶紧找了一辆三轮车,抱着出生仅十个月的马亚柯连夜朝三乡街赶去。

  带着救治孩子的企盼,马拴强夫妇裹着孩子在诊所里迷糊了一夜。早晨5点多钟,诊所的李凤接通了洛阳王医生的电话,告诉他诊所里有个患“嵌顿疝”(一种疝气病)的婴儿,让他赶快来三乡。等到七八点时,心急如焚的马拴强夫妇要带孩子去洛宁看病,李凤则想方设法把他们留了下来。

  上午11时许,王念三医生姗姗来迟。到诊所后,王医生初步诊断马亚柯患有“嵌顿疝”,同时可能肠管坏死(医学上称之为绞窄疝),必须立即进行“嵌顿疝还纳修补术”。经过一番准备之后,12点40分手术开始。

  14点30分,手术进行近两个小时以后,王念三从手术室出来,告诉马拴强夫妇孩子有部分肠管坏死,需要切除肠管,让马拴强去当地乡卫生院借手术用的肠钳。马拴强不敢怠慢,赶紧去卫生院借肠钳,因不认识人空手而归。眼看手术无法进行下去,王念三开始动员患者去洛宁治疗,此时马拴强虽有一肚子气,也来不及发作,只好先头乘车去洛宁。

  17点,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的刘国平从门缝里看到王念三在给孩子做人工呼吸,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一种不祥之兆顿时笼上心头,她开始拍打手术室的门,里面却没有任何反应。

  18点,在洛宁联系好医院的马拴强左等右等不见刘国平母子,又马不停蹄赶回三乡。知道马拴强从洛宁回来,王念三才出来照了照面,他说,孩子没事,我们在全力抢救。随即手术室的门又紧闭上了。20点左右,闻讯赶来的马家亲朋终于将手术室的门叫开,才发现小亚柯已气绝身亡。

  公安人员将王念三传唤到了中队所在地,审讯工作迅即展开。

  问:你有行医证吗?

  答:我没有行医证,……

  1998年7月17日,宜阳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此起医疗事故作出了鉴定:王念三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属无证行医,又不具备进行“嵌顿疝还纳修补术”所必需的条件(没有麻醉人员,缺少主要手术器械及抢救医疗意外的设备),擅自进行手术,致使病人发生医疗意外,造成患者死亡,构成一级医疗责任事故。①

  一是无证行医;二是在当地名气很大,那么,当地的卫生局是不是聋子和瞎子?

  1996年6月13日清晨6点,山东省济宁市廿里铺镇大屯村村民王安清的爱妻王继芬,终于熬过了10月怀胎的辛苦与劳累,来到了济宁市任城区廿里铺镇医院待产。

  早上7时30分,医护人员对王继芬助产时,意外地发现两胎儿头部交锁,难以产出。经医生会诊并征求家属意见后,决定对臀位胎儿实行断头术。虽然十分不忍心,不甘心,但家属也只好同意,能保全一个孩子也行啊。可已经死亡的臀位胎儿娩出后才发现,头位胎儿已在宫内死亡了!一瞬间,所有的憧憬与向往都被痛心与惋惜代替了,五彩缤纷的希望全部化作了泡影。在产房观察了两个小时后,一家人陪着王继芬心灰意冷地回到了病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继芬回病房一小时后流血增多,值班医生做了相应的处理,效果依然不佳。到了11点,产妇因失血过多已面色苍白,下午2时45分输了400毫升血仍不见效,只好转到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附院以“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急性黄胆型肝炎”收入住院。6月14日早上7点钟左右,王继芬全身皮肤呈现花斑状,心率每分钟高达160次,医生将病人的状况向家属讲明,无奈之下,清贫如洗的王安清要求停止抢救,自动出院了。一个多小时后,大约8点30分,王继芬也追随双胞胎而去。

  1997年4月22日,济宁市任城区卫生局出具鉴定书:“廿里铺镇医院对产科指征的诊断书是明确的,处理措施是及时和恰当的。由于基层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所限,对产妇合并症的诊断及预后估计不足,但这不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患者转入济宁医学院附院后经治疗,血压一度维持在正常水平,已无产科治疗指征,说明廿里铺镇医院将产妇转入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后并未失去抢救时机。但因产妇合并有重症肝病,在分娩过程中并发急性肝坏死,终因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血压不升,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不属医疗事故。”

  家人不服,又申请济宁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给予鉴定,该鉴定委员会于1997年8月5日出具鉴定意见:“该产妇合并有妊娠期急性脂肪肝,病情严重,病死率极高,是病人死亡的原因。廿里铺镇医院在产妇的分娩和抢救过程中存在着对妊娠期急性脂肪肝认识不足、转院不及时等不足之处,但不是直接致死原因。此医疗事件不属医疗事故。”

  两次医疗鉴定,都认为王继芬的死与医疗事故毫无关系。可死者家属怎能忘记分娩后的产妇因流血过多需要输血时,医院竟让焦急万分的病人家属去血站买血;当王继芬的生命危在旦夕时,病人家属焦急地恳求医生允许转院,该院却不同意,直到王继芬已奄奄一息,医院才被迫将她送到附院。

  生者三人再次向山东省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该委员会于1998年2月6日出具鲁医鉴字(1998)6号鉴定意见:“1.济宁市任城区廿里铺镇医院病历记录与事实不完全相符;2.济宁市任城区廿里铺卫生院在接诊及产后处理过程中因经验不足,技术条件差,抢救措施不力造成产妇失血过多、休克等。鉴定结论:一级技术医疗事故。”①

  农民王安清终于在山东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获得了公正的鉴定,真可谓百折千回。代价付出够大了,总算为死去的亲人讨了个“说法”。

  江苏省仪征市政协委员陈宝璋先生对“医疗鉴定”有着特别的牵挂。他说:医疗鉴定成为医疗单位逃避法律责任的一大黑洞,缘于胡乱鉴定可不承担错鉴责任。

  在医疗纠纷中,医方或欺患方不懂医而自圆其说,或欺患方无证据而隐匿篡改,最终以莫须有的理由自欺欺人、推卸责任。

  即便患方掌握了医学知识及医疗证据,也难以讨到公正的说法。1995年6月10日,两周岁半的小朱逊因轻微咳嗽到江苏省邗江县运西医院就诊,院方不写病历,开两支庆大霉素当场注射一支,就导致朱逊双耳全聋。院方数月后补了张“处方”给朱逊父亲朱鼎龙,只承认一次注射一支的规格是4万单位,而朱鼎龙指出这支药水是8万单位,因其尚存有剩下的一支8万单位药水及按两支8万单位药水收费的收据,注射庆大霉素若按标准体重算剂量应是1.3万~1.95万单位(证据表明朱逊达不到标准体重),即便退一万步如院方所说注射了4万单位,也明显超剂量,而《药典》明示“注意:超量使用可致耳聋”。况且医书还明示上感不该用抗生素,用庆大霉素“尤属不当”。可在无故拖延14个多月才给出的省级鉴定报告上,却认定上感用庆大霉素“基本符合治疗原则”,“鉴定委员会讨论一致认为其剂量在允许范围”,导致耳聋是由于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了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这起违背用药注意事项造成的严重医疗事故竟被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医疗鉴定所以蛮不讲理,是因对其没有监督机制,除人员组成不合理外,就连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的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不服的,病员及家属可在接到结论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的监督措施也不能兑现。因为大多数法院不予受理,卫生部也不肯受理对省级鉴定结论不服的复议申请。

  医疗鉴定敢于无法无天,还因为其没有错鉴责任追究制度,无故意错鉴而被查办之虞,却有私下“交易”之利,失去制约的权力怎能不腐败?医鉴不公,医祸无穷。朱逊事件使人联想到我国每天人为致聋哑儿童数以百计,国家预防药物致聋重点工程形同虚设,可医疗界却还在因过获利。

  改革医疗事故鉴定机制迫在眉睫,除改组鉴定成员处,还得跳出“人治”的思维束缚走向“法治”,即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有错必纠监督机制和错鉴责任追究制度。只有将胆敢违法鉴定者坚决地绳之以法,使其身败名裂直至身陷囹圄,才能铲除纵容坑人害人的祸根,才能促进医疗行风的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才有可能被高度重视。①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近前撰文呼吁,应尽快修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他认为,198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

  一是将医疗事故的范围界定得过窄,规定医疗事故只包括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而将医疗差错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既然医疗差错的行为人在医疗过程中主观上有过错,又造成了患者的损害结果,为什么不能认定这种行为是侵权行为呢?

  二是将医疗事故的赔偿数额限定得过低。3000元至8000元不等,不符合《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精神,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级别的规定不合理,只规定在县级、地市级和省级卫生行政管理机关设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同时,对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规定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独家权力,人民法院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无权审查,无权重新认定,也不能委托其他鉴定机构或者另行组织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纠纷,很多时候都无能为力。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现行《医疗事处理办法》存在的上述问题,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妨碍极大,必须尽早解决。②

  近前南京在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作出了一些技术性改革,引来众传媒的兴奋。笔者也兴奋。但兴奋之余,笔者依然认为,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权力制约体系作强大的保障,例如医疗事故鉴定公正性的保证依然会打折扣。没有政治改革,一切公正都只能是偶然的,缺乏根基的。这一点,读者只要想想,诸如甘肃一卫生干部受处分后反被委以重任、江苏某威胁电台主持人东升的院长,毫无卸职之虞等等的实例,就不难明白了。

  袁德兰(与江苏著名的权利受侵者袁成兰有命运的相似),重庆市云阳县人,其13岁的女儿因重大医疗事故而致残,医疗鉴定的公正她赢得了,法院判决的公正她也赢得了,虽说赢得都特别艰难,然而,沙沱卫生院却以种种理由拒绝履行法院判决,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也迟迟不见动静。夫妇俩已欠下2万多元债务,面对“法律白条”,竟以“悬赏”方式乞求有人替他们早日索到赔偿。笔者举这例子仅仅在于说明没有政治的民主化改革,公正是难以真正实现的。不知有关法院肯不肯去拿袁德兰夫妇的赏钱!肯的话,拿起来也未必轻松的。

  限于篇幅,有关医疗的很多话题只能从略。但鉴于“现代医院”经营范围的迅速扩大,还是有必要将记者的报道选两例标题制作转述如下:

  其一,广州市广东省银行医院——海南东湖整形美容医院有一个小姐、女士们无法改变的规定:手术前,先得来张全裸照片,手要挽在背后,负责拍照的是男性医生;

  其二,四川籍周小姐接受了深圳妇幼保健院医学美容中心的“永久性隆乳术”,花了几千元却落了个双乳袋垂、一碰即痛、外形欠佳、内有异物的恶果。

  ……

  ----------------------------------------------------------------------

  ①取自1998年第1期《风流一代》孔章圣文

  ①取自1998年7月13日《河北工人日报》石间文

  ①取自1998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杨英文

  ①取自1998年7月24日《山西发展导报》时代文

  ①取自1998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忧医疵文

  ①取自1999年1月8日《周末》李霞文

  ①取自1998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

  ①取自1998年9月20日《齐鲁晚报》

  ①取自1999年1月9日《法制日报》章金生文

  ②取自1999年1月5日《健康报》

  ①取自1999年3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刘克锦文

  ①引自《钟山》总第117期费振钟文

  ①取自1999年2月22日《深圳商报》邓坚李弘文

  ①取自1998年9月20日《齐鲁晚报》

  ①取自1999年1月9日《法制日报》章金生文

  ②取自1999年1月5日《健康报》

  ①取自1999年1月10日《检察日报》沃文佳吴晨光文

  ①取自1998年10月18日《法制日报》霍仕明文

  ②取自1999年1月8日《周末》余生布文

  ①取自1998年9月25日《南方周末》何一文

  ①取自1998年9月25日《周末》曹祥生文

  ①取自1998年8月14日《南方周末》陈建军文

  ①取自1999年1月19日《人民法院报》冯朝阳张红霞文

  ①取自1999年1月19日《人民法院报》张鹏等文

  ①取自1998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陈宝璋文

  ②取自199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杨立新文

上一篇:练习呼喊三则

下一篇:“睁大眼看”系列之二:后天残疾

资深香港保险顾问

Grace享“核保研究专家”美誉,客观、用心、专业,严谨解释,深度解读,五星服务。

Grace:
香港保险和国内保险区别

支持手机可阅读此文

退出阅读 |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