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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想挤进皇帝的行列《南德日报》访戴晴

作者/戴晴

江泽民想挤进皇帝的行列《南德日报》访戴晴

作者/

这是1999年9月30日德国《南德日报》(Die Seuddeutsche Zeitung)发表的一篇采访。

记者:林一宽

戴晴成长于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家庭:父母是革命烈士,养父叶剑英元帅是毛泽东的好友。戴的事业也令人惊叹:红卫兵,火箭技术工程师,在情报部门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在八十年代成了中国最著名——因为最富于勇气——的记者。1989年6月5日,天安门惨案后一天,她公开宣布退党。后来她在狱中被关了一年,并从此不再被允许离开中国。在国外,戴以反对三峡工程斗士的身份而著名。58岁的戴现在生活在北京,《南德日报》常驻北京记者凯.斯特利特马特(Kai Strittmatter)采访了她。

南德;戴女士,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国从此站起来了〔译注:原文如此〕,现在中国站在甚么地方呢?

戴:这就要区分两个概念:政府和人民。政府已经站起来了;它得到了国际承认,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人民如果站起来了,就应该为他的祖国感到骄傲,愿意生活在他的祖国。为甚么在加拿大海岸会有中国难民船出现?为甚么在美国的韩国使馆门口会排着长队?从江泽民和他的部长们的儿子,到腐败官僚的孩子,到贫穷的、把他14岁的小孩送走的普通农民,从上到下,大家都在逃离中国。

南德:可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戴:如果您说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比困难时期高了,比文革期间高了,对,当然对。但可以这样比吗?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问;如果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下,在一套正常的社会制度下发展了50年,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有多高?政府给予人民的,还不够。

南德:有一首歌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戴:我们唱的早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了。1949年他们还说是“解放”,可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允许有异议人士存在。中国人不知道自由是甚么滋味。毛先是把“反革命”都干掉了,然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最后又解决了自己的战友。他要对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这样的灾难负责。

南德:那邓小平呢?

戴:他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1989年天安门广场,他窒息了发展了十年的人民的声音。1992年南方之行,他把妖精放出了瓶子。

南德:一个魔鬼?

戴:当时中国刚有机会放弃毛的集权制度,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巿场经济秩序,而邓就使得权力接管了巿场。看看这些新贵们吧,他们都来自政治上有权力的阶层。是权力使他们富有,而不是天才或勤奋。这是共产党人的中国。社会分配会越来越不公平,危机越来越严重。可别上长安街两旁的办公楼的当。

南德:别人称赞中国进步时,您看到的是退步吗?

戴:一百年前,中国还有活力。当时的中国人还有新鲜的鱼和蔬菜,大家在考虑怎么能烧一锅鲜美的汤。现在汤已经烧干了,鱼也死了,而我们必须考虑怎么能把这点糊糊变成一顿饭,怎么再能把鱼变活。对此,我极为悲观。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办了坏事,受害的至少是三代人。

南德:您以前可是狂热的共产党员。

戴:开始确实有多数人支持共产党。共产党打跑了帝国主义,中国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解放军也是第一支宁可露宿街头也不强占民宅的军队。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就剥夺了人民应有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但我们,在内部圈子里,并不知道这些。我受的教育是,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当时说,“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关于那些血腥镇压“人民公敌”的运动,我当时一点也不知情。

南德:您也当过红卫兵。

戴:国防部长林彪从1960到1966年精心组织,把毛变成神,他非常成功。1966年我完全崇拜上了这个神。那是一套有系统的愚民政策。但现在我想:任何一次灾难也有它好的一面。文化大革命唤醒了整整一代人,也包括我。这次觉醒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任何一个独裁政权都有两部分:独裁者和民众。现在我们还有独裁者,比如江泽民,他事事都向毛学,但现在不再有喜欢独裁的民众了。

南德;真的吗?

戴:毛死时,我们简直想替他去死。邓死时,在电视里可以看到,整条街上祇有一个人哭,于是镜头就一直对着他。人民不再想哭了。

南德:八十年代初您还支持邓的改革政策。

戴:邓没有允许思想自由。他让我们失望了。任何一个普通的、不独裁的改革家都会为中国做更多的事。是邓彻底糟蹋了一锅汤。

南德:现在党和人民关系如何?

戴:人民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对当权者的愤怒找不到出气口。社会状况很坏。你不能相信任何人,甚至邮递员也要利用这一点小小的权力占便宜。手里有一点权力的投机主义者,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强取豪夺。
被抢的也祇会等待机会,自己也当上有权的投机分子。
  
南德:但现在,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职业,可以旅行,如果有钱的话。

戴:这就说到点子上。银行存款的一半属于占人口总数也许祇有百分之一点五的人。您知道中国还有多少一贫如洗的人吗?还是透过城巿里所谓的飞速发展看看实质吧。这些漂亮的建筑,钱都是哪儿来的?以前人民拿了农民的钱,现在呢?比如东方广场吧,为甚么香港巨头李嘉诚就可以修这么个大怪物?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不一般……。

南德:腐败是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吗?

戴:不,是独裁。腐败祇是独裁的后果之一。共产党喊了十年了,要建设一个法制国家,可他们今年夏天又是怎么处理法轮功的?禁令、处理法轮功信徒,这些正好戳穿了他们的谎言。我一直希望党内改革派占上风,可是强硬派又赢了一回。法轮功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数千万的人在封建迷信中寻求解脱,一种社会现象,它揭示了许多问题:教育水平低,缺乏医疗保险和许多不公正现象。人们认为,祇有练功才能坚持下去。当然还有信仰危机;以前我们就是信毛。

南德:外国起的作用呢?

戴:中国表面上的繁华是一种曾经被人称为“摩托罗拉精神”的表现,也就是说:买卖、资本、毁灭文化。摩托罗拉精神已经传到中国,可是从不提人权和自由。它祇进行投资和买卖。

南德:可中国人愿意要摩托罗拉精神。

戴:是的,那些从中获利的中国人,先把钱存在国外,再把孩子送过去。但是那些一无所获的人——这些人有很多——会产生强烈的恨,从长远看,这又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我相信,现在这条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和如果我们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情况相比,要更长些。我们走的是一条弯路。1949年上海解放时有一个故事:有个农村兵以前从未见过路灯,看见了,就自己也想有一个。于是他就剪断了电线,把灯泡摆在了屋里。现在也是这么个情况:我忘了问一下:这后面藏着甚么?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是悲观主义者。中国会走下坡路,直到最后。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20世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丢失的世纪。

南德:黨在某些領域已經放鬆了控制。

戴:是的,確實出現了一些好的變化。但伴隨它們的是好些壞的。除了政治上有權者對巿場的控制,我認為軍隊權力的增長也是非常危險的。我不排除將來出現法西斯政權的可能性。中國變得強大了,又不進行改革,將是全世界的不幸。

南德:中國駐貝爾格萊使館被炸後,共產黨有意挑起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並非不成功。

戴:民族主義是中國潛在的危險。共產黨利用民族主義來維護獨裁。它總說“我們中國人”,這相當有效。中國的教育水平太低了,中國人還沒有把自己從關於“國家”這個概念原始的感覺中解放出來。

南德:您10月1日也慶祝一下嗎?

戴:這次慶典是江澤民神化過程中愚蠢的一幕。巨額資金被浪費,還幹了好些不道德的事。外地人被趕出北京。一切都祇是表面文章,祇是做給人看。江想超過毛和鄧,自己也想擠進皇帝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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