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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名/第三波

前言

书名/第三波

  本书探讨的是二十世纪后期一项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即大约有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

  本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史书。它位于两者之间;它基本上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一项好的理论不仅精确、严谨、优美,且能凸现出若干概念变项间的关系。然而没有一项理论能够全面地解释一个单一的事件,或一组事件。相比之下,一项解释则难免庞杂、肤浅、拖泥带水,而且思想上不令人满意。一部解释性的专著,其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严谨,而在于全面。一部好的历史书则按照编年史来描述,并令人信服地在分析一系列事件的同时表明为什么一起事件导致另一起事件。这项研究也不作那样的工作。它不去详细刻画在七十——八十年代间民主化的一般过程,也不去描述个别国家的民主化情况。相反,它试图解释并分析一组特定的国家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过渡情况。用社会学的术语说,这项研究既非是通则性的,也非是细则性的。理论家和史学家都很可能因此发现这本书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既没有提供前者所青睐的概括,也没有提供后初所偏爱的深刻。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这项研究完全不同于我的前几部著作。在其他那些著作中,我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关键变项间关系的概括和理论,诸如政治权力与军事职业制,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这些关于它们间关系的命题通常是作为超越时间界限的真理提出来的。不过,在这本书中,我的概括仅限于发生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间的一组不连续的事件。的确,本书的一个重点是要说明第三波民主化与前两波民主化的差异。在撰写这本书时,我禁不住地想要提出一些超越时间界限的深刻真理,诸如,“置换比变革更充满暴力”。可是当时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证据只来自于我所研究的有限的历史事件,而且我在撰写的是一部解释性的、而非理论性的著作。所以我必须彻底放弃没有时间界限的现在时态,而用过去时态来描述:“置换在当时比变革更充满暴力”。除在极少数的几个例外的情况下,我都是这样作的。在某些场合,命题的普遍性似乎如此明晰,以至我禁不住地要用更没有时间界限的词汇来陈述。此外几乎没有一项命题能够适用于第三波的所有情况。因此,读者们会发现,像“趋向于”、“通常”、“几乎总是”这样的词和其他一些这样的修饰词经常出现在通篇的正文之中。根据我最终采行的表达方式,上面所有的命题应该读成,“当时,置换通常比变迁更充满暴力”。

  这本书写于1989年和1990年间,当时我所关心的那些事件还在发展。因此,这本书碰到了同时发生性(Con-temporaneity)带来的所有问题,故本书必须被当作对这些政权过渡的一个初步性评估和解释。本书引证了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他们就特定的专题撰写了详细的专论。本书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只有在第三波民主化告一段落时,才有可能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以前对政治变迁的研究,即《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简称《政治秩序》),把重点是放在政治稳定的问题上。我写那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的是要发展一项通则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能否实现稳定的原因、方式和条件。现在这本书的重点是放在民主化上。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件好东西。而且就像我在第一章中所表明的那样,它对个人的自由、国内的稳定、国际的和平和美国有正面的后果。正如同在《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一书中一样,我试图使我的分析尽可能地独立于我的价值观;至少在本书的50%的篇幅上是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偶尔地明确地表明我的分析对那些希望在其社会中实现民主化的人士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十分有用的。因此,在本书中有五处,我放弃了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而担当了政治顾问的角色,提出了若干条“民主派准则”。如果这使我像一个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还是随它去吧。

  导致我撰写这部书的直接促成因素是1989年11月我被邀请去俄克拉荷玛大学作朱利安·罗斯鲍姆讲座(JulianJ.Rothbaum Lectures)。在这些讲座中,我提出了本书的主要论题,当然那时还没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些论题。该书的大部分手稿写成于1989年底和1990年,而且我没有试图在我的分析中纳入发生在1990年之后的任何一起事件。我非常感谢俄克拉荷玛大学卡尔·阿尔伯特国会研究中心及其主任罗纳德·彼得斯博士(Dr.Ronald Peters)邀请我前去作这些讲座。我的妻子南希和我想要在此表明,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在俄克拉荷玛大学受到彼得斯博士和朱利安·伊莲娜·罗斯鲍姆和乔尔·扬克夫斯基以及众议院议长卡尔·阿尔伯特夫妇对我们俩始终如一的礼遇和款待。

  尽管讲座邀请促成了我撰写这部书,但是书中的材料却在我心中酝酿了一段时间。在手稿中有好几处我是取自于以前的两篇文章:“会有更多的国家实现民主吗?”(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cy)(《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4],第191-218页)和“民主的适中含义”(The Modest Meaning ofDemocracy)载于《美洲的民主:停止摇摆》( D.罗伯特·帕斯特编,纽约,1989年,第11——28页)。在1987年到1990年间,约翰·奥林民主与发展研究员职位(John M.olin Fellowship i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使我得以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来研究这本书的主题。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对这部手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自1983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基础课程中教授现代民主,这门课重点谈的是民主过渡问题。学生和助教们都会发现,本书中的许多材料是来自于这门课;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由于他们的评论和批评而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玛丽·基拉里(Mary Kiraly)、李永珠(Young Jo Lee)、凯文·马基奥罗(Kevin Marchioro)和亚当·波森(AdamPosen)在推敲书中的材料和整理我在这一课题上的文献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杰夫里·辛巴罗(Jeffrey Cim-balo)不仅完成了这些任务,而且还在这部手稿的最后准备阶段特别认真地校阅了正义和脚注。朱丽安·布莱克特(Juliet Blackett)和艾米·英格尔哈特(Amy Englehardt)把他们非常卓越的文字处理技术运用于这份手稿上,有效、迅速而且准确地打印出了许多草稿,和对草稿所作的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修订。我的几位同事阅读了我的这部手稿的部分或全部。侯昌·且哈比(Houchang Chehabi)、爱德文·考尔(Edwin Corr)、乔治·多明格斯 (Jorge Domiguez)、弗朗西斯·哈格比安 (Francis Hagopian)。埃里克·诺丁格(Eric Nordlinge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提供了富有思想的、而且很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书面评论。哈佛大学比较政治讨论组的几位成员也通过活泼的讨论对我的手稿的前半部提出了很多意见。

  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工作抱有兴趣,也感激他们对改进我这部书的品质所作出的贡献。不过,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论点、论据和错误均由我来负责。

  塞谬尔·亨廷顿

  麻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

  199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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