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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纯理论与实际应用——地缘政治学的未来

书名/地缘政治学

跋 纯理论与实际应用——地缘政治学的未来

书名/地缘政治学

  契伦去逝20年之后,埃德瓦多,舍麦埃留斯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契伦“已经创造了某种全新的和最原始的东西”,一这就是“国家作为一个空间单位的真正科学”。皮特•梅达沃爵士将科学界定为可解释的艺术,他则把解决间题视为其主要功能。然而,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数据的客观分析和分析结果的相应运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正是那些试图利用地缘政治学,甚至还经常包括政治地理学来支持一项特殊议程的人们,常常混淆了这种根本差别。卡尔•豪斯霍费尔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的《向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致歉》中,澄清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并承认他自己时常逾越它们之间的界限(见第3章)。在很大程度上,豪斯霍费尔被迫为在别的地方也广为存在的事情承担了责任。关于这一点,沃尔什认为,并不是地缘政治学“运用”的普遍事实令人反感,而只不过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利用它服务于特殊目的如此而已。

  如果争论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地缘政治科学就必须是有关一个存在并受制于分析和解释的客观现实的研究,这与气象或行星运转之类的科学研究的客体在很大程度上一样。同时,正如瓦劳克斯所指出的那样,既然“并没有特殊的科学存在”,那么,就有可能对不断重复的模式进行概括和识别。

  当然,这也就表明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地缘政治学的主观对象并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而只不过是一个人类的创造物而已。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原材料和具有自身结构并组合创新的空间客体,实际上更像人类世界的其他结构,而与其得以建构的那些自然结构相距甚远。所以,主观对象处在人类和自然界的交汇处。法国的或然论者们论述了结构和体系中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他们断言人类有能力从现存的各种选择中作出抉择。这一点与决定论者的观点完全相界,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唯一的方式,人类受制于遵循未来行为的特殊进程而创造自我的结构和体系。两种理论争论焦点在于,或许的确存在各种选择,但只有一种是成功的,这正如,迷宫中有很多通道,但只有一条路径能使自己摆脱困境。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承认的话,那么接着的问题是,在这些条件下究竟是什么确实取得了“成功”?什么是一个人视之为取得成功的特定结果?

  十分明显,就一个人当今的理解而言,19世纪初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人们所设想的那种成功还远未实现。自从20世纪70年代地缘政治学复苏之后,度量成功的标尺已大为不同了。鉴于20世纪即将终结的时候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研究的方法已经变成了直接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独涉及某个国家的一种整体方法。当行星的范围显得愈加广泛后,国家则被视为越来越无关紧要。邦奇写道:行星“对于战争而言太小”,但是“对于和平而言则足够大了”,他谓之为“天堂般的行星”伸手可及,可是,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使我们的行星保持人性”。邦奇所言的“人类空间”—而不是国家空间—当今越来越被看成了行动的根本区域。因此,未来的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成一功地从国家的范围转变成全球的范围。当人们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讨论地理学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时,这一点正是热门的话题。

  显面易见,地缘政治学有史以来在不同的人面言包含了诸多不同的含义。加世纪卯年代,批评的地缘政治学在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批评的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得不面对何为地缘政治学的现实,并同时揭示这一方法所固有的各种可能性。奥特瓦赛尔认为地缘政治学“投有一个单一的,包容一切的含义或特征”,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含义的术语,而只是一个极为爱昧和不确定的概念”。他对地缘政治学在冷战时期被美国人用来为其自身的地位进行辩护的方式进行了批评。在福卡尔特之后,我们可以读到作为一种纵览全景的形式、一种制度化战略视点的地缘政治学的知识产品,以此从中心视角来审视、规范和评判一个国家。由此看来,奥特瓦赛尔认为,地缘政治学实际就是“对王子的忠告”,就好比麦金德所例举的在凡尔赛政客们耳边低语的快乐的天使。他断言,这是一个错误地存在于缺少谋士和王子而崇尚学术和学科时代的陈旧的中世纪的概念。

  关于地缘政治世界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关“标准地缘政治学过程”运作的观点。而另一方面,“替代地缘政治学过程”确立的前提则是它不必依此方式(第10章)。“总体过程”就其本身而言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事实是批评的地缘政治学固有的一个价值评价。正是与一种“现实政治”相对的理想政治具有它所缺乏的那些特征。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替代过程,,并不是这类“理想政治”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实际上伴随着“标准过程”而存在,在特定的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所以,“替代过程”不是一个争论为可能或将要存在的理想,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但是,它又具有与“大国角逐”,和“战争角逐”截然不同的内涵。当麦金德自己在对各种选择进行考证时,他强调了重视“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他还倡导要从已经成为世界决定力量的地缘政治现实中“解放”出来。

  批评的地缘政治学也内含这样的认识,即当具有多重意义时,就存在一种共同的看法。.或许,“全球政治中的地缘政治学被理解为是长期地理学研究的结果”,但是,还是存在一种对它们全都适用的方法,而不只是适合于宏观战略家和角逐参与者。批评的地缘政治学“开启了而不是关闭了”地缘政治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

  当批评的地缘政治学分析和拆解地缘政治学的特定含义之一时,替代的地缘政治学则追求对存在和己经存在的各种选择进行考证。这种替代地缘政治设想本来就存在于戈伯莱特将地缘政治学从炼金术转变为实验的思想中,他心目中的建构这种实验地缘政治的可能性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联盟”的氛围中显得极有前途,但是,当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的“徽光”日益浓烈时,这些又被标准地缘政治学的回归所遮掩。随着冷战的终结,替代地缘政治学的可能性再次显现出来,至少暂时如此。

  正如奥特瓦赛尔所言,地缘政治学的不同含义并不意味着本体论的差异。其创造者所界定的原始含义,既符合学科的科学性,也与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设想相一致。就此而言,现代地缘政治学已复归为最初的准则。契伦确认了分析国家行为时领土的极端重要性。希达威则认为现实具有“过于机动”和反映(特别)快速的特征——这一点正在降低—或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在重新定位——领土的重要性。领土重要性的重新定位在千年临近之时或许是目前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信息空间和全球化的时代,森普尔所言的“稳固的地球”在为人类提供必要的涉及点方面仍然具有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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