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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与现实一致——作为过程的地缘政治学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十章 与现实一致——作为过程的地缘政治学

书名/地缘政治学

  罗伯特•沃尔特斯认为:“地缘政治学能够提供一张与现实更相符的世界地图”。这样的“现实”与由于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偏好介人对世界的理解而形成的被曲解的地图相比截然不同。这种对比的结果是一个充满了不安、恐惧和忧虑的类似卡夫卡头脑中的图景。它的全部效果就是以神话代替现实,然后将二者混淆。他认为中心地带是最有影响的此类地缘政治神活之一。在这个“极其险恶的”世界图景中,“位于心脏地带的以克里姆林宫为缩影的沉默的城堡强烈地隐现在幽暗的心灵深处。无疑,卡夫卡的作品似乎反映了冷战的景象。”同时,乔治•鲍尔表达的观点认为,美国是通过“一张类似于中世纪绘图者绘制的图形”来导航的。而亨利克逊则注意到美国桥导人在绘制他们头脑中的世界地图时也有“在波希米亚海岸草绘”的倾向。可见,沃尔特斯、亨利克逊和鲍尔所言的当时的地缘政治世界观更多地是由神话而非现实构成,在这一方面,它们比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好不了多少。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地理范围从而使信仰系统合法化并因此提供一幅能够以信仰导航的航图。这一分析是由布劳特作出的,他建议绘制“另一本自1492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他声称,这一有待发展的理论“阐述了一种不同的地理学”,并且也“重新绘制了我们的世界地图”。基于此种观点所提出的“皮特斯计划”正合布劳特的心意。

  使用地图来维持和倡导各种各样的信仰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以致于可以合理地设想是否有可能从绘图学意义上表达某种抽象的“现实”。一个人怎样才能确保任何特殊的地缘政治学都不具有亨利克逊所言的某种形式的扭曲呢?尽管沃尔特斯标明有可能绘制一幅“更符合现实”的地图,因为“任何涉及地缘政治学的系统思想都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一但是,他继而又对此产生了怀疑,终究它是属于信仰的范畴,,。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他对于就其自身.而言“符合现实”的地缘政治学并无兴趣,更倾向于它是现实目标的有效工具。他所倡导的“新投影”就是“趋于形成政策的工具”。可见,它根本就不是沃尔特斯头脑中的一幅更真实的世界地图,面只不过是另一幅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其作为新信仰的指南更为有效而已。这一目标与根据现实观察事物迥然不同。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零乱地堆砌着一些阻碍其按本来面目看待事物的东西。一个主要的障碍是很多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人本身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政治架构的积极参与者。现代地缘政治世界观的创立者马汉和麦金德也并未生活在某种政治真空之中。马汉是积极从事促进美国海权的海军上将,而麦金德是一名议员和关注英帝国安全的外交家。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各自国家的最高利益。

  对任何观点或理论可信度的唯一有效的检验就是它符合已观察到的现实的程度。主要世界观中的每一个都要在整个地缘政治框架中受到审查,以事实为根据得出关于其合符逻辑的结论。因此,两极世界观的拥护者们将两极冲突看成是不断重复的地缘政治主题。舞台、道具和演员可能会变更,但最终结果都是两个强大对手的激烈对峙。正如所见,希腊—罗马世界和波斯帝国的长期冲突在加世纪下半叶以各种变形予以重现,它表现为超级大国间的冲突。冷战期间其倡导者们进而认为这表明了其全球形式的“根本”转变。同样,那些主张多极世界观的人最终看到了19世纪的“均势”在基本的现实中延展为全球规模。其中无论哪一个被视为代表“现实”,都伴随有地缘政治形式上从简单向复杂转变的变化趋势。当所有国家的整体合理结构崩溃以后,它们便被更小国家的增生所代替。这样,伴随着基督教世界整个结构的终结,欧洲成为几个重要的力量极最终自我解体后形成的更小国家的集合体。其中一个大国(法国)试图获得支配地位最终导致了它们之间不稳定的均势的崩溃。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明显地表现为两极世界结构,但是到19世纪末,它再次被在一个不稳定权力均衡中存在的大国的增多和每个大国都积极建立自身的帝国势力范围所取代。可见,对基本上是同一组数据的研究及解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观察的地点和时间似乎是作出结论和对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进行解释的主要因素。

  关于世界观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运作的范围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发生在任何特殊地区的事态不必与发生在全球规模的事态相联系。在最近一段时期,这个间题已通过系统分析方法被提了出来。这一分析认为世界体系源于西方核心区(西方核心区,指的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东方核心区主要指中国和远东;南方核心区则指南亚。—译者)。世界系统方法的支持者断言,16世纪起源于北大西洋地区的世界经济扩展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它最终导致世界中心地位的巩固,并因面组织和控制了世界的其余部分。因此,它将其他世界经济削弱至边缘地位并第一次产生了沿着中心—外围线形成的世界。

  起源子特定地点和时间背景下的世界观可能具有一系列使它区别于其他世界观的特征。沃尔特斯称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全球展望……从根本上而言它不同于其它观点”。这就是“世界地图MappaMundi地缘政治学”,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特征:试图简化复杂的现实,以及根据一系列特殊的观点来理解被简化了的现实的本质。因此,基于基本上相同的地缘政治标准产生了根本上不同的世界观。尽管地缘政治分析本质上而言具有不连续性,但它主要是依据特定时期的实际态势来作出受欢迎的地缘政治结论。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相应地出现新的宏观地缘政治观,其被视为与新的现实更相符。根据这些全球观点,人们尝试将区域的的发展融人较大的图景,并没有事物规律运行的最终情势,而只是存在一系列场景转换,每个场景都有它自己特殊的逻辑,都需要并己得到一个解释性的反应。这些反应采取了地缘政治范例转变的形式,力求解释和理解新的现实。实现更符合现实地看待事物这一目标任务,他们总是使之复杂化而非简单化。

  最近的场景转换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因此,旧的公认的两极观被新的公认的系统分析方法所取代。尽管二者都声称作了超越地缘政治现实的解释,但它们的实际作用在于对已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并为产生的各种变化提供理论依据。现在,社会科学家们已提出了一种世界系统理论,并赋予了该理论一个空间内涵和地缘政治的标示。因此,它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新的世界地图。

  除了因简化和进行解释引发的问题外,还存在着由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一些特殊观点的介人所引起的另一种问题。因而,斯特劳斯一休普试图将“实际上”和“可能是”的矛盾对立与合符可行的目标协调起来。沃勒斯坦在“科学家——学者”和“辩护者—支持者”之间作了类似的区分。而正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区分的问题已经形成了旨在证明并进而倡导的地缘政治学。正是基于世界地图的本质,它更多地是为了维持信仰而不是寻求客观真理。也正是后者而非前者在应该作出牺牲时做到了这一点。这激发了麦金德绘制一幅巨大图画的冲动,他认为有必要借此向他的国内同胞就他们当前所处的危险境地传达一个摄人心魄的警告。显然,他希望这能使他们从其对19世纪英国力量的洋洋自得中醒悟过来。著名的三段论的最后一行——“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主宰了全世界”—能同时被看作是一个决定性的预言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的最糟境况的全部描述。乃年以后,豪斯霍费尔继承了麦金德的世界观,他以心脏地带理论为基础,构筑了一幅德国所控制的世界蓝图。豪斯霍费尔这位地缘政治魔术师幻想构建一个并不存在的全球框架,而麦金德则描绘了一个他认为极为真实却又要不惜一切代价设法避免的世界景象。

  构成世界观的主张,不管它们被想像成计划、秩序、生物组织、结构还是体系,每一个都曾表现为关于地缘政治世界本质的某种基本真理。因此,尽管两极主张承认其它情形的存在,但是,最终的地缘政治解决方案却被归于“激烈对峙”。同样,三极主张的支持者们则认为世界最终被分成了“大区域”。

  尽管必须承认每一个主要的世界观都包含它自身的一套真理,但总的看来,其真理性在特定的时期内比在其它情形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就好像世界观不是被讲出来的而是自己走下书架的,按尺寸、形状和款式要求对号人座。因此,有时世界看起来似乎的确被分割成两部分,而其余的时候因场景的转换使事情看起来截然不同。在冷战高潮时期,史蒂芬•琼斯认为,主要的全球观中无一是完善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套过滤器,一组混合物或一个折衷的全球观”。

  琼斯所倡导的超越这些表面的不和谐而实现某些折衷的主张,旨在将每一种现念构想成处在一个展现的地缘政治过程的可能阶段,而不是对其自身的绝对解释。这一方法是探求现象变化的发展观中固有的,其中某种混合物可能进而导致建立一个更全面的世界观。此类综合发展的方法间题就是它们其中之一—如果存在的话—将要形成其终极产品。而承认这个终极产品就会冒一定的风险,即必须进一步将之纳人是对地缘政治现象的最终解释这一范畴。既然此类主张都自成一体,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轻面易举地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调和。然而,这并非就承认,世界观相互排斥以致于它们必然总是处于不可调和状态。困难在于,如何将它们粘合在一起组合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探求现象变化的混合体,使它所包含的内容胜于各部分相加之和。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是否可能存在呢?

  目前的知识氛围中,全球问题已凸现出来,在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全球范围被视为根本,这就使得建构一门地缘政治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与特殊国家的利益并不是密不可分,而是直接将全球利益看成是一个整体。因此,全球地缘政治学就基于全球范围而融人更宽泛的思维之中了,源于这一点,产生某种广泛而包罗万象的的地缘政治学就是可能的,而过去的地缘政治学则显得有限和排他,即便是在谈论全球问题时也是如此。然而,设想因时空导致的偏见能够完全被消除就如同过去设想这样的偏见并不存在或它们甚至只存在于对手头脑中一样荒唐。

  源于争论的世界观自身的一般理论所作出的选择是一个基于对地缘政治世界本质进行重新评估的理论。所使用的方法论也应寻求将“可能是”修改为“是”,从而抵消过去那种对概念和理论的形成有如此强烈歪曲作用的时代精神。总体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更符合”(沃尔特斯)或“更适应”(科恩)现实的地缘政治学,而不必冠以必须适用于“政策形成”的限制条件。对这一现实领悟的任何实际应用都存在于政策领域而非学术领域。

  可见,共同构成世界地缘政治外表的政治单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规模呈现出来。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极大到极小,从岛屿到内陆,从同质到异化,从离心到向心。而它们真正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其领土。它们都存在于——或已经存在于空间中,其共同的缘由在于它们表现出对世界表而某种秩序形式的渴望。为了实现这一渴望,它们常常临时聚合在一起,以期在特定的区域内确立有限的秩序形式。它们构成了世界的建筑群,任何规模高于它们自身的秩序形式的出现都必须得到它们集体的认同。

  国家行为似乎像国家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但是根据行为模式的不同可将它们分成两大类:冲突的和联合的。这的确是一个精彩的划分,它将国家进行了分类,并最终确定了作为整体的地缘政治世界的特征。根本上而言,它是•将国家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这比任何既以存在的其它分类都更重要。国家要么通过相互间的武力冲突来解决它们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彼此存在的固有问题,要么通过合作手段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国家都已卷人了这两种行为,但对于特定的国家而言,仍然存在某种恒定的行为习性,有的热衷于冲突,其它的则倾向于合作。

  行为的冲突模式是试图通过控制(霸权,支配)来解决问题的结果,这些行为所采取的形式是企图进行领土扩张或建立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联合的行为模式是以不必付诸冲突而解决问题的渴望为基础的。因此,尽管一次冲突的最终解决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零和游戏,但是,最终的联合行为却认同受益更为广泛的解决方法。两者都可在总体关系模式中找到,并且可能同时发生。由于它们彼此完全不同,只好将其作为平行的过程来进行地缘政治的解释。然而,就其影响来说,这两个过程则大相径庭。正是冲突过程对地缘政治世界的特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世界政治地图很大程度上是冲突过程的产物。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合作则是结束冲突的尝试。因此,这里所言的两者是指标准地缘政治过程和替代地缘政治过程。

  标准地缘政治过程的结局是一个国家统治其它的国家,它最终所滋生的国家类型被戈特曼喻为“亚历山大式的国家”,被戈伯莱特说成是“广窦无垠的国家”,而豪斯霍费尔看作是“地缘堡垒”。这在拉策尔、森普尔、豪斯霍费尔、麦金德及其他人的思想中是恒久的主题,他们全都将其看作是这一过程的必不可少的修饰语。其反义词被视为地缘政治的贬低,约瑟夫•戈培尔轻藐地称之为垃圾小国。论点在于,一个刚健的、充满活力的民族需要更多的空间,因此必须通过领土扩张来得到它,通过对它们所获得的资源空间的占有从而释放出它们的潜力。

  在任何核心区内,标准过程的最终结局都是一国获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于是这成了共同的状态。核心区内部对此种状态的反抗可能在外围地区最为强烈。这种反抗在海洋外围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支配国家在这一环境中力量相对薄弱而不能完全控制它。这种反抗在限制支配国家的范围和力量以及阻止它完全转变为一个影响全球的大国方面证明是成功的。因此,海洋外围将逐渐确立自己的力量结构,这些将包括海洋外围内部一个支配国家的出现,而最初这可能是一个联盟或小国家集团的中心,但也有可能是在它们当中获得显赫地位的单个国家。如若海洋外围国家能够获得的自然资源有限,那么,它想要挑战一个早先在核心区内部已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力量,就将被迫转而向核心区外部寻找它所需要的资源。这招致了地缘政治价值观的彻底转变,其作用在于将外围转变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实体的中心。于是,强大的海洋国家作为依赖其自身实力而存在的这一地缘政治实体的中心而显出新的重要性。海洋外围展示了一种“空中桥梁”的能力,并且依靠它所获取的新的力量,逐步占据了更为广阔的优势地位。在力量最为强盛的条件下,海洋外围有能力在核心区外部形成国家,这里所拥有的资源,如果说不是多于,至少也是和已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内部可获取的资源同样多。尽管其起源和政治特征殊异,但这样一个海洋帝国也能够产生与那些最早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自身极其相似的地缘政治特性。两者的行为模式也可能在许多方面类似。除了核心区的领土外,海洋国家有可能寻求在其它区域内部建立自己的领地。因此,其自身核心区的关系远比最早获得全体影响力的国家间关系公正。除此之外,其领土的破碎性可能会促成它过早地瓦解或至少是内部的脆弱。那么,与最早具有全体影响力的国家相联系的向心结构可能会让位于离心结构,从而在其内部进行更广泛的权力分配。

  因此,海洋外围的统治力量不可能像大陆力量那样获得绝对的支配地位。大片的地区可能会处在其领土控制范围之外。在这些属地之内,其权力所依赖的是建立一种势力范围而非领土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霸权是一个比控制更合适的描述其地位的术语。最后,海上世界被证明在创造财富方面最富有成效,并且,霸权国家最终会由此拥有比支配国家更强大的力量。在处理与核心区本身的关系时,这个优势可能会同时被离心倾向和海上国家的相对脆弱性所抵消。想要阻止核心区内部权力地位的确立并非易事,而这种权力一旦建立,就可能会对海洋国家自身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核心区内大陆支配国家更有可能维持它的权力;它强有力的向心结构延缓了它最终的瓦解。

  因此,总的地缘政治过程的第一阶段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是,一个大国企图取得在核心区的支配地位,第二阶段则表现为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的相互敌对。其中一个国家从大陆内部获取力量而另一个大国主要从大陆外部获取力量。这就是两个具有优势地位的国家的态势,一个从古代到冷战时期就已阶段性地存在的态势。在第三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的或霸权大国走向衰落,其中之一或它们全都趋于瓦解。此后,产生了众多的小国,它们所追求的是在它们之间确立一种均势,直至新的霸权企图的出现。这一企图可能是缘于一个前任大国的变形,如俄帝国变成苏联,根本上而言,苏联所追逐的目标与它的前任如出一辙。另外,这种企图也可能是由一个全新国家的出场所引起的,如普鲁士转变为德意志帝国,为了获得支配地位,它对现存的大国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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