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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驳倒盲目的地理学家?中心——外围世界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九章 驳倒盲目的地理学家?中心——外围世界

书名/地缘政治学

  我要驳倒那些盲目的地理学家们,他们把世界三分区域,我把大马士革作为起点,从那里描绘帝国的蓝图。——克里斯托夫•马洛维《帖木尔大帝》第一部分第四卷之四

  中心原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探讨的那些地缘政治世界观中最常见的特征。它基于这样“种观点:无论国际关系的结构变得多么复杂,它总存一个拥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中心位置”。这种特殊的重要性并不单单指政治的:它是政治、商贸、技术、文化、人口和军事各种因素的结合体。具有此种特征的位置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用地缘政治学术语可以把它分别描述为核心区域、地区、地带、重心或心脏地带。尽管被视为能扮演这种角色的实际位置在不断地改变,但在某一特殊国家、地域或全球整体范围内存在着一个“中心”的基本观点却依旧未变。在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中,世界的中心是耶路撒冷,到了近代,则出现了众多的“点”,经由它们来绘制“帝国的蓝图”。

  一个世界中心的存在必定意味着一个完全与其相反的世界外围的存在,即边缘。如果说中心是各种力量以不同形式的聚合点,那么,边缘就可以界定为权力空白地区,同时,在两端之间又存在一个从绝对中心到绝对边缘的过渡区域。而正是在这片位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灰色区域内,上演了地缘政治世界中的敌意和复杂关系,那些垂涎未来权力的国家也是从这里蓄势待发。

  事实是,中心论观包含于其它观点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源于居于其中的人们对任何特定地区一贯所赋予的言过其实的重要性。由于他们与其密切的地域关系,使之变成了首要的地理现实及他们环境经历的最重要的中心。因此,就必然存在一种对故土根深蒂固的偏爱,它导致一种拓扑变换,即,对其重要地位的判断远甚于通过对其重要性的任何客观评价所可能得出的结论。那些负责提出最具影响力的世界观的地理学家们在他们关于世界权力的理论中始终冠以他们的国家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在麦金德的“枢纽理论”提出30年前的1868年,查尔斯•迪尔克反复考证了英语世界的重心变化—他命名为“大不列颠”—并将之与关于中心事务的世界地图的主观性联系起来。他统一命名的这些在特尔斐所确定的中心之后,这里古希腊人视之为全球可居住地的中心。迪尔克指出:“希罗多德坚持认为希腊是世界的最中心。根据这一观点,为了使希腊能在正午沐浴在阳光之下,不幸的东方人不得不忍受寒冷,而更为倒霉的印度人则要每天在酷暑中煎熬。”“两千年来伦敦为之是‘地球陆地的中心’而引以为自豪。”迪尔克认为这种“中心主义”世界观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并因而歪曲现实。他评论道,那么,现在位于堪萨斯州的瑞莱堡就接替了密苏里州的独立而成为“世界的中心……各大陆则从海德公园一角来丈量它们的距离”。

  布劳戴尔谈到,仅仅从“某一有利点”来观察世界“一开始就是对解释的片而形式的偏好。最初,被人们用来辨别国家权力及其重要性的世界地图都是在对地理现实主观臆断的基础上绘制的。就像埃拉托色尼把希腊视为位于人类居住区中心的枢纽位置并与三大洲的交汇点极为接近一样,麦金德也认为不列颠群岛是陆地半球的中心。两人都运用各自所知的地理“事实”来论证自己国家的“自然”优势地位。在20世纪初期,英国的地理学教科书同时运用制图学和几何学来论证英国的中心和全球权力地位。遍及欧洲的新版彩色政治地图册虽然强调了不同的帝国所有和显示了帝国斑斓的色彩,但其根本上而言仍赞同统一的世界观。它们完全以欧洲为中心,并描述了同样基本的中心——外围世界镜像色彩的拓扑变换。

  其中最激发人们情感的是英帝国的地图所显示的不列颠世界的镜像,它运用默卡托投影方法并着以鲜明的粉红色,从而衬托出它在这个黯淡的灰色世界中不同的出类拔萃的巨大成功。将大不列颠视为“最强国”的认识被广为接受,甚至包括那些不必附和这一看法的人们,这种看法用赛拉和伊特曼的不朽名句来表达就是“幸事”。从地缘政治的世界观来看,“是”完全不同于“应该是”。虽然英国对其盟友来说是世界仁慈的女主人,但对于其敌国而言则意味着套上了枷锁。在豪斯霍费尔看来,不列颠就好比一条利用其触角来控制世界的硕大章鱼(图9.3)。正是英国特殊的权力地位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念遭到了德国“全球政策”的挑战。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只不过要用德国章鱼取代不列颠章鱼而已。同样,虽然19世纪初期的门罗主义旨在标榜美国在新世界中保护者的职责地位,但到了19世纪末,“新世界”一词就如迪尔克所言具有了“更多道德而较少物质的含义”。和“旧世界”不同的是,新世界已经不再只是某一半球的事务。这一镜像开始在描述美国中心地位的新地图中通过制图的方法表达出来,而且亨里克逊所提到的美国“幸运岛”被描述成了由一条海洋带所包围。斯皮克曼认为,世界岛是破碎的,因而美国应该完全保留迪尔克的“世界中心理论”。在斯皮克曼的地图中,环绕幸运岛的世界岛大陆同样充满制图学意义上的危险,正如后来的冷战时期的心脏地带所具有的一样。

  从中心主义角度来看,在以欧洲和美洲为中心的北部世界中,费尔格雷夫又加上了欧亚大陆的巨大权力和历史文明。因此他拓展了整个地缘政治的范围,从而把它整体视为构成了“定居和发达的北部地带”(图8.4)。历史上的文明和权力主要集中在北半球的温带地区,所有强国及主要附属国都位于其中。占据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反映的事实是,尽管费尔格雷夫认为“发展”使之构成了一个整体,但从政治上而言,北部地带仍严重分裂。这种分裂发端于多极对抗,在其顶峰时则发展为两极对峙。

  20世纪70年代,存在了1/4世纪的两极世界格局趋于瓦解,相关的地缘政治理论受到挑战。直至当时仍被冷战所冻结的其它世界观念开始重现,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中心—外围学说。而世界系统分析理论则是对中心学说最重要的理论突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理论在莫德尔斯基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中反映得尤为突出。他们把世界看成为一个基本的中心—外围结构“体系”,设想了一种与冷战完全不同的全球结构。这一新的中心主义是最好被描述为“行星地球”思想的一部分,它源自于一种日渐明显的现实,即最为重要的现实问题是人类面临共同的难题,它对任何一国而言都过于繁重,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言都过于复杂,不可能成功应对。这些难题在很多方面与全体人类世界休戚相关,这样,在20世纪初期一度盛行的“自然的”和“有机的”概念悄然回归了。目前最有价值的研究是有关全球有限资源的快.速消耗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有可能完全枯竭的问题。这进而涉及的间题在于,发达国家对资源的无节制利用以及因此面导致的在欧洲帝国被亚非独立国家取代之后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长久延续。

  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并形成了布劳戴尔所言的“地理不平等”。随着全球的相互融合,“最发达的国家依赖于最落后的国家,反之亦然:发展是滞后的对立面。”因此,全球的绝大部分,包括其人口的大多数都被贬为了一个体系的外围,而这一体系的目的就在于把全球财富的绝大部分汇集于中心。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结构明显地被巩固为发展与滞后两极模式,全球人类被分为富有和贫穷。这种不平衡的现实成为了地缘政治规范发生变化的缘由之一,即从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分裂观转变成了财富差异的分裂观。彼得•泰勒认为沃勒斯坦理论方法的作用就在于把南北对抗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从而取代了以前的东西对抗。

  由于各国清醒地意识到了全球不平等是最根本的间题之一,因此,冷战对抗不仅被视为毫无必要,而且还因其推动军备竞赛而被看成是对有价值资源的悠意挥霍。科学研究进一步表明,矿物燃料等原材料的开发利用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这就使得人们进而关注诸如“全球变暖”这一引人注目的难题,它涉及资源浪费和正在发生的无法弥补的环境破坏双重难题。

  对冷战所固有的设想的怀疑又伴随着对其所形成的地缘政治世界特征的设想的质疑。而这些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互相对峙的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两大权力中心间存在恒久的和不可改变的裂痕。二者在各方面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要引用“世异”一词来对它们进行描述。“世异”这一术语过去主要是指那些远离西方核心区的地理区域,面现在则转面指主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视为拥有与世界表面的自然特征相一致的某种恒定性质的实际地理现象。即使科恩等人认识到了其危险性并对之产生了厌倦,也无法逃避这一点。虽然对更加动荡的国际局势产生了新的认识,但是,两个世界的幽灵依旧隐现于“地缘战略区域”和“集团”等概念中。

  为了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的新问题,冷战及冷战后思维就必须摆脱“两个世界”意识形态的束缚,这源于包念在“行星地球”思想中关于有限的空间中相互依存的观点,以及摈弃关于分裂的行星“严重对峙”的冷战神话。而事实则显得越来越迥然不同。阿格纽指出,美国与苏联永不均等,美国是“二战后地缘政治世界秩序中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而且,从科技方面来看,苏联的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两大集团间的总体实力和资源同样不均等。苏联集团的脆弱性被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过度开发其所有资源以发展其军事工业复合体所掩盖。随着恐怖均衡的减弱,西方的优势愈加明显,这就日益标明只是存在一个单一的世界中心,而不是“激烈对峙”。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采取世界系统分析的方法。

  系统可以定义为一系列相关的要素因某一目标而组合成的结构。系统分析方法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分析,旨在从宏观的角度探究复合能动结构的运动过程。戴维•哈威在《地理学释论》一书中把系统分析方法断定为“研究地理间题的实用微积分”。到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系统分析方法运用到了国际政治领域。其最重要的先行者是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夫妇,他们分析了国际政治中他们称之为“环境”的重要性,主张把经济、政治、国际和地理等诸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一种更全面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集中表现为“生态三维”方法,它建立在源于“机遇,(可能性)和“意志”(能力)的人—境关系基础上。基于体系相互依赖的原则,这一点立足于生态学观点,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构成了统一的有机整体。

  既然系统分析方法广泛运用于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领域,那么,本章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评价其在目前的中心——外围学说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系统分析法的基本观点是,把世界系统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系统从16世纪欧洲人开发新大陆开始形成,随之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的大扩张。而扩张又导致了欧洲“全球经济”的产生,并从此统治了所有其它“世界经济”,逐步将它们或其中一部分纳人其延展的范围之中。新格局最根本的空间特征就在于其基于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布劳戴尔论证了1世纪时欧洲各国之间的冲突是如何扩大的,以及北大西洋是如何成为全球霸权争夺中心的。他断言,“大西洋”已成为“全球引力的中心”。由此,这一特殊区域的权力确立为全球霸权,逐步发展为世界商业、工业、帝国权力的核心,并最终成为全球化进程本身的核心。

  莫德尔斯基和沃勒斯坦都热衷于世界系统分析方法,布劳戴尔世界观点的历史透视也是基于系统方法,但是它们各自所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

  莫德尔斯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整体的研究,并因此“找到了混乱无序的国际政治中有规律的东西”。在他看来,存在一个独立于其它系统之外的全球政治体系。它不断变化,并显示出其本身是“一种不断循环的模式”。自1世纪全球系统建立以来,它就呈现出连续的“长期循环”的形式,这就使得人们能够谈论世界权力而不仅仅只是早期从地理学上而言的有限权力。这种循环主要通过作为“全球系统中最重要的实体”的一系列国家表现出来,它们充当了整个系统内部发生变化的动力,莫德尔斯基把这些实体称作“世界力量”中心,并且他认为建立世界秩序的冲动源于对权力的内在欲望,由于全球联系的形成源于海洋的开发和海权的滋生,因此主要的世界力量都是海上强国。同时,他还区分了全球力量和真正的世界力量之间的差别,前者在欧洲之外具有广泛的海上联系,而后者则在特定的时期内获得了体系内部的统治地位(图9.1)。在莫德尔斯基看来,这类力量有四个: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西班牙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力量;法国由于受到英国的阻止而一直未能发展为一个世界角色,最终只能在北非和西非地区确立有限的区域优势地位。事实在于,尽管法国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它却无法攫取全球优势,这部分在于其区域和全球优势的不稳定性,因此,法国只是被视为一个“颤巍巍行进”的全球力量。世界力量的兴衰取决于体系内部贸易、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结构的变化。莫德尔斯基论证指出,鉴于“每个已知系统的秩序在不断丧失”,因而,结构必然会失去功效并必须进行重建,而这种重建呈现循环变化的形式。他坚持认为,“全球力量的精髓……就在于有机网络控制”。当某一特定周期的世界秩序被中断后,必然会随之出现一段时期的无序和冲突,并最终确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力量。“长期循环”是与一个特定力量的统治地位相联系的时期,通常,每次循环持续约一个世纪,之后,统治地位逐渐丧失,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为了证明这种联系阶段,莫德尔斯基推断,“一个世纪大约是三代人的时间,如果我们在每次循环中寻找《巴登布鲁克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恩的名作。——译者)中所描绘的共性特征,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代人建立,下一代人巩固,第三代人则失去”。

  当莫德尔期基强调政治因素尤其是国家是世界系统内部的根本驱动力时,沃勒斯坦则转而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作用,国家被视为一种结果而不是起因,只有“世界经济”才是世界秩序的本质特征,它适用于任何时期的循环变化。这里所定义的“世界经济”是指能够满足自身绝大部分需求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自治区域。它由每个具有白身独特经济的不同区域构成,成为超越政洽界限的实体。它同样是一个核心—外围结构,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控制全局。核心一外围分析方法旨在解释其内部的不均衡因素和“多极形成的吸引力”。沃勒斯坦把欧洲世界经济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母体。他在使用“霸权”这一术语来描述在任何特定时期都居于中心地位的力量时,认为这种地位主要基于经济优势。“霸权的渴望”与接连不断的经济浪潮密切相关。在沃勒斯坦看来,第一世界力量应是荷兰而不是葡萄牙,真正的世界经济直到20世纪才形成。他认为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霸权循环”与“世界经济三次有规律的浪潮”联系在一起。他的“世界系统模式”是对马克思世界观的变异,他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是有序过程的一个阶段,并断言,“秩序并不是系统的最终结果”,同马克思一样,他认为必须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其用以实现的方法却与马克思的设想截然不同。

  在沃勒斯坦观点的基础上,泰勒断言,“在世界系统分析方法中,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帝国主义(现实的北方压倒南方)在核心地区争夺边缘地带统治权的对抗的理论(直至最近的东方对抗西方)”。他把“世界系统模式”设想为“趋于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激进进步世界观的‘巨大传统’之中的我们当代世界的一段历史。这是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麦金德思想的全面挑战。”同时,这也是对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却又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和历史倒退的“进步神话”——或“进步组织神话”的挑战。在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时,他尤其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力量这一观点提出了怀疑。最终,他又认为这是二种远离麦金德持续影响的一种方式。“几乎所有地缘政治学论述的起点都是源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这一理论或许仍旧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地理学模式。”正是由于心脏地带理论的全球视野而使之“经久不衰”,因此,泰勒声称,“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理论则给政治地理学者们提供了回归分析论证全球视点的机会面无需顾忌麦金德理论的权威性”。麦金德强调了东西方矛盾冲突,而沃勒斯坦则认为“南北对抗是世界舞台的中心”。泰勒强调,“空间环境的改变是社会理论得以运用的直接结果:沃勒斯坦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而麦金德式的理论仅仅考虑政治上层建筑的运作方式。”所以,世界经济理论更易于解释后麦金德地缘政治世界观所持有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进步世界观。不难看出,地缘政治理论与世界经济理论密切相联,世界秩序可被看成是“标明世界政治不同时期的相对稳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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