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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区域:多极世界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八章 大区域:多极世界

书名/地缘政治学

  与两极世界的“激烈对峙”不同的是,多极观点依赖于这样一种构想:地缘政治世界的复杂性使之分解成两个以上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自麦金德所言的“哥伦布时代”趋于终结以来,这种对世界持多元主义的看法在地缘政治上就一直存在着。在此期间,世界被欧洲人认为绝对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其它大陆则被贬为基普林笔下的“黑暗的埃及之夜”。到20世纪初期,新的世界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和日本,同时其它潜在的力量中心也现出端倪。到那时,人们最终不得不承认的确存在其它文明,它们在过去曾是重要的力量中心。

  多元主义特殊结构的提出,是对马汉和麦金德两极观点最重要的挑战,它认为世界地缘政治表面分为三个“大区域”。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地图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三分为欧洲、亚洲和非洲三个大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它仍旧是欧洲世界观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后来欧洲支配地位的逐步增长,使得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的地位变得无关紧要。正如我们所见,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成了一个由强国统治的地缘政治破碎区。这些强国维持着一种基于脆弱均势的暂时协议,反映这种均衡变化的地缘政治情景变化是周期性地通过战争完成的。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这些强国筹划着结盟与再结盟。

  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强国之间的实际联盟才开始固定为更坚实的集团。这些集团分别以欧洲大陆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国家为中心,这种三重划分成为1914年和1939-1941年间彼此作战的联盟基础。当随后的冷战稳固地发生在两个“世界”之间时,存在第三个这种“世界”的想法从开始就被提了出来。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两极对抗的激烈程度开始下降,于是欧洲开始作为第三个潜在角色出现。

  众所周知,在20世纪早期,根本的地缘政治思想只是一种强烈的预感。契伦曾受困于他自己的看法,认为脆弱的均势正在被打破,各国正不可避免地卷人战争。对抗普通存在,最基本的对抗存在于俄国和英国之间,它们分别是陆地强国和海上强国。虽然在海洋国家看来,这种对抗在全球范围内延展,贯穿历史的威胁主要来自亚洲帝国,但从大陆欧洲的角度看,它则构成了一种极为不同的威胁:拉维斯所言的鲸和白熊之间挤压的威胁。海洋国家尤其是英国认为,从欧洲中心向东通过巴尔干半岛一直延伸到中东的陆地是一个巨大破碎地带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破碎地带位于海上势力和大陆强国之间,然后扩展到亚洲。这就是寇松所提到的“帝国外围”的缓冲地带。亦即费尔格雷夫的挤压地带,它由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南亚的“许多政治独立不够稳定、经济上更具依赖性的缓冲国”组成。费尔格雷夫进一步指出:“这一地带在位置上……随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任何时期都包括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波兰、巴尔干诸国、波斯、阿富汗、遇罗(泰国)和朝鲜。”最为重要的是,他断言“德国甚至中国也属于这一地带。无组织且被分为小的和敌对的共同体的中欧,根本上而言属于挤压地带,但如果是有组织的和强大的,则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地位”。隐含在德国地缘政治思想背后的基本意图就是使中欧“有组织和强大”。随着1871年“小德国”统一到德意志帝国,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以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为中心的“大德国”成为各地之间更紧密的联系纽带。其内在的观点是,缘于其自身地缘政治情势的脆弱性,德国只有作为中欧国家集团的一部分,才能确保安全。这是中欧学说的基石,也就是说,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大陆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区域能够抵御海上和大陆强国的控制。一战前夕,许多地缘政治思想家都支持这一观点,其中著名的有约瑟夫•帕奇和弗里德里希•瑙曼(见第2章)。帕奇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即“庞大的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处于一种“征服或绝对吞并中欧小国”的位置。由于中欧过去一直是“所有国家的战场”,所以他得出结论指出,“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警告中欧国家要更融洽地团结在一起,使各自的政治利益分歧居于次要地位,而致力于确保它们完全独立和更远大的目标。”预想中的中欧的实际疆界急剧地变化着,在帕奇的定义中,它从孚日山脉向东一直延伸至波罗的海—黑海地峡(图8.1)。因而它实际包含了法国东部边界和俄罗斯西部边界间的所有陆地。它拥有1.3亿人口和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使它成为一个最可怕的潜在力量。德国被视为是其天然的中心和能够提供必要组织来统一它的唯一国家。

  中欧最初被想象为新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威胁的反抗力量,这种威胁源自以险恶方式包围着它的其它欧洲强国,但是,其作用使其势力扩张成为必需,这包括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生存空间是像德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家注定要得到的。这在20世纪早期显得极为明显,当时,人口过剩被认为是欧洲面临的主要间题之一。对拉策尔及其追随者来说,国家的发展和拥有足够的空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欧洲,领土扩张被认为是获取生存空间的唯一途径。英国和其它海上强国通过海外殖民实现了这一点,但对于德国而言,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以及资源和市场,德国人最急切和最必须的就是向东看。这就成了“东进”政策,它使德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向东穿过巴尔干半岛到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甚至更远的地方。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瑙曼把帕奇的中欧边界扩展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和土耳其。他认为这个“更大的”中欧是将来重要的世界力量之一。他写道:“中欧是战争的结果”,“我们作为中欧人将从战争中出现”,他设想,未来的中欧将是巨大的世界经济集团之一。

  瑙曼的梦想没有实现,在经历了德国痛苦的失败之后,作为拉采尔思想,尤其是中欧学说继承者的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出现了(见第三章)。至于问题何在,豪斯霍费尔的回答是,单纯的中欧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所料想的那样,德国遭遇的冲突不是来自陆权或海权,而是这两者间未曾预料的联盟。豪斯霍费尔称之为“海上和草原上的强盗”暂时合作的动机必须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这种联盟中谁是可以争取的”。因此,豪斯霍费尔认为,德国要达到真正安全和成功的目的,应该把触角伸向全球,而不仅仅只涉足欧洲,为此,就必须取得对海上和大陆两者的控制。这是既非海上强国,亦非大陆强国所能完成的。他断言,“这种成为海上强国或大陆强国的短视”,“是世界历史中战争地理学的主题”。“大草原和海上的强盗”只是在它们自己特殊的环境中取得了统治。由于德国存在陆地和海上双重疆界,所以它拥有了获得双重优势、并同时利用大陆和海洋资源的潜力,这样,德国所处的中心位置的劣势也就转变成了国家的优势。大陆和海洋,心脏地带和远洋海域,彼此开放渗透,这可能是地缘堡垒的基石,它将会给德国带来它十分渴望的真正的世界权力。

  因而,地缘政治学家认为由德国组织起来的中欧应该既是一个陆权国家,也是一个海权国家。德国总体空间的确切边界尚有争议,但普遍认可的是,“东进”是其注定的方向,必须向东夺取生存空间。豪斯霍费尔进一步发展了泛区域理论,认为每个全球性的泛区域都被未来的强权之一所控制。随着在北半球大陆支配地位的获得,这些强国接着就会把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热带地区。起初,豪斯霍费尔设想了三大泛区域:日本控制下的远东、美国控制下的西半球和德国控制下的欧洲和非洲。通过世界新的地缘堡垒国家对世界陆地和海洋的控制,使扩张变得可能,豪斯霍费尔将这种可能视为庞大的陆地集团统一的基础。于是,那些在陆地和海洋国家之间被摒弃的“破碎地带”或“缓冲地带”,将被改变成新的巨大强国的中心。进而,一个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将取代由海上强国统治的结构。虽然最初这是一个三极结构,但豪斯霍费尔并没有局限于只有三大世界力量中心的想法,在后来的阐释中,苏联也被赋予了泛区域的地位。

  二战期间,盟国尤其是参战后的美国对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进行了重新评估,这是对德国地缘政治学含义进行的宽泛应答。斯皮克曼着手了一项关于“地理学意义上国家领土关系”的研究。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和平计划必须建立在世界地理的基础上”以及“对单一地区的分析必须广泛涉及地表所有区域”。虽然他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和麦金德的思想联系了起来,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他们不同。斯皮克曼指出,他所说的“世界权力中心”既不在海上世界也不在大陆世界,而是界于这两者之间的陆地,他称之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中心位于他所说的“欧洲沿海地区”、印度次大陆和远东(图8.2)。它一直是海上与陆地强国寻求控制边缘地带并增强它们在那里实力的历史目标。虽然对于个别的边缘地带部分而言,它屡获成功,但最常见的情况之一是冲突。然而,斯皮克曼断言,将来一个大国控制整个边缘地带是可能的,“由各海岸线组成的环状带”形成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鄂霍次克海的“海上高速公路”,这使得这一边缘地带内和周围的通讯变得既廉价又便利。这样,一个联合的“欧亚边缘地带”将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它能够颠覆现存的均衡从而统治世界。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和英国是构成海上世界必须的部分,与主要的陆地强国苏联一起,它们在阻止“旧世界力量中心的统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里所指便是边缘地带。这是斯皮克曼对两次世界大战所显示出的陆权和海权联盟特征的地缘政治解释。然而,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不同的是,斯派克曼认为某个力量对它进行控制也有明显的益处。“两栖的边缘地带”国家在历史上由于受到来自陆地和海上的交替压力。他指出,在一战中最终削弱敌国的是,它要在“两线和海陆两方面同时作战”。

  因此,在斯皮克曼的世界观点中,有三个主要的世界力量中心:海上世界、陆地世界(以心脏地带为中心),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斯皮克曼坚持认为,正是后者—而不是心脏地带—拥有统治世界的最大潜力,而这只有其它两个力量中心的联合才能阻止。

  二战后,在分析心脏地带对抗边缘地带的整个问题时,梅尼格(1956)倾向于支持后者。他缩小了心脏地带的范围和重要性,同时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他把边缘地带分为两部分,分别称之为“外岛”和“内岛”。前者向外面临着海上世界,而后者向内朝着大陆世界,两者之间具体的分界线随着特定时期内海上和陆地强国间力量的相应变化而波动。与斯皮克曼一样,梅尼格相信真正的力量中心在边缘地带,而不在心脏地带,并且这就是海上和陆地强国通过获取和维持对边缘地带的控制以增强其实力的缘由。

  边缘地带作为世界力量的主要中心的全部内涵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世界岛是人类命运的中心和心脏,美国是麦金德所说的外新月或内新月的一部分。斯皮克曼认为,美国的政策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并力求限制边缘地带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因此,就必须在边缘地带内建立一种均势,•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任务。然而,另一个三极观念把美国提升到了世界力量结构中一个更中心的位置,基于此,地缘政治思想可追溯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那时美国第一次显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自身的力量。’虽然拉维斯把英俄冲突当作世界政治的基本事实,但25年后,瑙曼认识到了三个“世界大国”的强盛。这些他称之为—运用当时流行的生物学术语—“三大相对完整的有机体:英国、美国和俄国”。这三个“超民族大国”的面积和资源赋于了它们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与后来的豪斯霍费尔一样,瑙曼并不把这种三极统治当作一种永久的特征。他预见到了中欧也有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可能性,并因此而加人它们的行列。结果,一战以后,其中的两个——美国和俄国,适应一代人中绝大多数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不再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孤立主义者持“美国堡垒”的看法,与此相对应的是,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把他们的新苏联看作是一个被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所包围的受围困的堡垒。瑙曼所言的世界大国中的第三个——英国成为欧洲中心世界秩序中的最后幸存者,它与法国结成了不稳定的联盟,以行使一种暂时的并日益脆弱的世界共同管辖权。当英法共同管辖权受到来自豪斯霍费尔的新世界秩序中两个大国的挑战时,这种情形骤然终结了。在欧洲大陆要塞内的俄国堡垒和“海洋防御外缘”后的美国堡垒随之都明确地登上了世界舞台。获得胜利的“大三角”联盟由瑙曼在战争初期所指的世界大国组成,他所言的中欧的第二次挑战再度失败。因此,斯皮克曼断言,当前的世界和平建立在存在“三个大国力量均衡”的基础上。吉尔基虽然也赞同这种三极论断,但他又认为美国处在“欧亚两洲之间的一块大陆性岛屿”的位置上,更易受到攻击。

  乔治•克雷西在对美国力量的估计上更为乐观,在承认一个新的世界权力中心在亚洲出现的同时,他对心脏地带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他写道:“如果在什么地方真有那么一个世界堡垒或心脏地带,与其说在亚洲,不如说在北美”。他预言:“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任何世界战争都不会取得胜利。”在对战后的苏联力量,尤其是心脏地带进行分析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指出了苏联所处位置的地缘政治弱点。另一方面,他把他所说的“这个新世界大陆”看作是所有大的世界力量中心中最具潜力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自身就是一个“心脏地带”。

  因此,1940年的“大三角”虽使人想起了瑙曼所说的“大国”,但是,这种说法同样也预示着1似7年希腊危机后数年的情形,那时世界正逐渐变成两极。尽管斯皮克曼本人使用了“三个超级大国”的用语,但是极为明显的是,英国不再像其它两个超级大国那样在同一联盟内,事实上,它只是19世纪世界秩序的幸存者,面不会在20世纪下半叶扮演重要的角色。源于这种认识的观点把英国视为是在两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激烈对峙”间的“第三股力量”。这是二战后的若于年里英国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基石。它建议英法应集中它们的资源,作为新的“第三股力量”的基础。这样,由于法国的加人,大三角至少在名义上变成了“大四角”,于是,英国外交大臣E.贝文建议在和解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并与它们的亚非属国一起缔造一个富于潜力的强大国家集团。这里,他所指的是“三大门罗区域”,包括美国、苏联和英法联盟。美国在新世界的霸权和苏联在欧亚的霸权将被英法对亚非的共同统治权所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将能适应—并成为其中一部分—新的世界体系。尽管英法“第三股力量”的思想在两国都提升到了最高的水平,但它“终究没有变成现实”。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依赖于两国海外属地的强大,很显然,这些都建立在极不牢固的基础上。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作为具有潜力的“第三股力量”出现的,是斯皮克曼所言的边缘地带力量中三个主要中心之一的“欧洲沿海地区”,而不是英法的联合势力。由于各帝国的衰落,在它们废墟上建立一个联合欧洲的想法产生了——犹如长生鸟重生一样,它采取了欧洲共同体的形式。

  新的地缘政治实体建立于早在一战时期就已产生的思想基础上。德芒戎的《欧洲的衰落》比瑙曼的《中欧》晚了几年,但紧随麦金德改变并将中欧枢纽地区扩大到心脏地带之后。瑙曼提倡增强中欧国家之间的联系,而麦金德则主张加强海上国家之间的联系,并预见到了贝文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门罗区域”。然而,德芒戎的观点与其他两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关注的是欧洲衰落的含意,使用了诸如“团体”、“联合体”、“共同体”和“集团”等术语,他建议用统一来解决问题。由于发展了源于维达尔的思想,德芒戎成为倡导欧洲联合并采用地缘政治的术语予以描述的最早的地理学家之一。欧洲的衰落意味着欧洲中心世界的衰落,他认为美国和日本是显露端倪的未来大国。因此,他坚持认为,如果“原有的大陆”想要继续发挥世界性的作用,欧洲的联合是必要的。可见,德芒戎的世界观同样也是一种三极观,并且与后来被豪斯霍费尔所发展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法国地理学家和德国地理学家的设想之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德芒戎的建议是创建一个欧洲联邦国家,它将确保没有统治的联合。20世纪20年代,欧洲联合的设想得到了广泛地讨论,并且成为给欧洲带来更大安全的战略中的核心要素。当时法国政界领导人,如乔治•亨瑞特和阿里士泰德•白里安采纳了这一设想,并由于1932年白里安建议创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而达到了顶峰。极为重要的是,当德芒戎的设想与国际主义和国际联盟紧密联系时,豪斯霍费尔的观点却与希特勒及第三帝国联系了起来。帝国的理想虽然在1945年的一片废墟中化为了泡影,但联盟的设想却重新成了战后欧洲共同体的基石。这个共同体演化成了一种地缘政治实体概念,它与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现在是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北约为代表的更为有限的经济和防务实体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个羽翼未丰的欧洲地缘政治实体成为了欧洲在两极世界中作为“第三股力量”设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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