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论文:10065
  • 在线图书:9225|

香港保险研究院

第七章 激烈对峙:两极世界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七章 激烈对峙:两极世界

书名/地缘政治学

  两极世界观的基本主张是,尽管国家间的多边关系非常复杂或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但它们最终都转变成了一种单一的两极关系。这种关系呈现出的形态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形成两个不同的力量“极”,彼此互相对峙。

  最持久的两极观点集中于欧洲和亚洲这一基本的二元结构(见第六章)。起初的西—东对抗主要位于爱琴海周围的陆地和小亚细亚岛(安拉托利亚半岛),进而延伸到罗马帝国统治的地中海和波斯帝国统治的东方大陆。在中世纪西一东两分时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主角。此后,伴随文艺复兴而来的人类地理知识的大量扩充,使以往仅仅被模糊地意识到的东方“世界”的存在变得日益清晰。其轮廓开始超越封闭的伊斯兰世界,成为关注的焦点。起初人们认为这里是指统称为“印第安”的一组大的岛屿和半岛,欧洲人的原始动机在于与它们建立联系。直至那时,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不列颠群岛的海上活动的中心仍在欧洲的大西洋外围,这里是人类己知世界的边缘。通往东方的新的海上航道的开辟导致了地理观念的彻底改变,这样,边缘地带就转变成了旨在使大洋连在一起的不断扩充的海上世界的中心,并开始了实际上趋于全球化的历程。这导致了新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形成,并对地缘政治学世界观产生了影响。因此,东方仍被看作是新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主要危险,但现在的东方却是一个大得多的东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恐俱也扩充为对其它东方国家的恐俱。最初这种新的恐俱是一种对“黄祸”的恐俱,这是对潜藏在逼远和陌生世界的危险的一种模糊感觉,但到了19世纪,这种恐惧变得更加清晰。当欧洲面临着其自身内部大国的竞争这一紧迫问题时,这个巨大的危险就被视为来自东方,正如其一贯所表现的那样。

  基于这种观点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以陆权和海权“激烈对峙”的基本对立为前提的。这一概念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尤其是在英国极为盛行。自从拿破仑的失败导致英、俄势力上升,并获得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后,“恐俄症”就日益增强。到19世纪晚期,强盛的大英帝国和俄帝国成为两极。世界权力在它们周围聚合。英国依仗海洋、俄国凭借陆地逐渐将它们的触角伸向全球,令其它大国极为惊愕的是,它们成为争夺世界“不动产”的主要对手。这一点在亚洲最为明显,在亚洲,这两个强大的帝国的势力范围呈巨大的弧形连系在一起,从地中海和“海峡”向东延伸,直到黄海和太平洋。《泰晤士报》曾强烈指出,“从匈牙利边境到缅甸、尼泊尔的心脏,俄国恶魔一直困扰着人类种族,它不知疲倦地进行恶意的欺诈,…这个勤奋的太平洋帝国似乎有着无尽的优虑。”这就是“大国角逐”的实质之所在,它在中亚的高山和荒漠中进行,采取了战略操纵和领土控制的方式,目的在于侧翼包围敌人,从而获得相对于别国的有利地位。英国对俄国的恐惧尤其集中在南亚地区,这里脆弱的印帝国北部边境是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至宝”,因而备受关注。

  对俄国力量的注视决不纯粹是英国的事,对轰立在东方,覆盖了全球陆地表面六分之一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领土扩张的巨大的欧洲帝国的恐惧遍布整个欧洲半岛。根据布雷斯劳的预言,帕奇认为,在德国和斯拉夫欧洲的边界之间,“俄国巨人”正在进行“永不停止的扩张”,而中欧似乎尤其易受攻击。法国人拉维斯把俄国的扩张看作是一种自然力量。他写道:“俄国‘冰川’总是日渐升高,同时扩充了她的领土……攫取了力量”。这种领土扩张诱发了同海权的冲突,亦即“鲸和白熊的决斗”。德•库斯坦在访俄返回之后持有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希望通过征服来统治世界。”但是,他又哀叹道:“他们梦想力量的扩张…如果上帝赋予他们这种力量,那将是世界的灾难。”

  第一个明确区分了海权和陆权并分析了它们在世界历史中的不同作用的人是阿尔弗莱德•T•马汉。马汉对英法的海上冲突作了广泛深人的研究之后撰写了《论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成为19世纪末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见第三章),该书第一次提出了近代海权的系统理论。在马汉看来,海权是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分析权力基础时都忽略了的“既抽象而又具体的事实”。他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并以“把海上利益置于首位”为目的来考察海权的作用。他的工作使他得出结论:海权是阐释国家成功原因时最重要的因素。马汉指出,构成成功海权的要素和从这些要素中衍生出的原则“属于不变的,或无法改变的规律”,因而,它们形成了他所说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进而,他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分析美国在19世纪末期的崛起。在他看来,海权是“扩张的女仆”,她的获得对于美国未来成功地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至关重要。尽管马汉意识到来自陆权的危险,但他似乎毫不怀疑海权在获得世界权力方而的终极效用。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列举了英国海权的辉煌和在世界的统治地位”,并确信美国有利的位置“会赋予美国在权力巅峰时期超过大不列颠的机会”。他认为他对海权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是一种“使内心世界由黑暗变成光明的领悟”。他坚信海权是关键因素,因此,谁是海洋的主人谁就是时局的主人。

  众所周知,麦金德同马汉一样,是以陆权与海权两分论为前提的,他是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地理学家。在他所论及的“世界观”中,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历史冲突及这两种国家间权力的转换方式上。这被视为是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最持久的主题。在马汉之后15年进行写作的麦金德认为,庞大的俄帝国和英帝国的对抗是陆权和海权之间长期敌对的延续。一战之后,麦金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主题,尽管在此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仍坚持认为他的基本主张并不过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富戏剧性的后果是长期扮演欧洲主要危险角色的俄国的衰落。。尽管这并不直接影响麦金德观点的正确性,但确实有必要对一种看起来十分重要的新形势进行解释。然而,在俄国被苏联所取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个西方世界必须对付的继任者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建立者们来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跳板,它的这种存在被认为是暂时的,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秩序产生并将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那些并不乐观地看待这场变革的人来说,这个新国家是西方核心区新的威胁,而且,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观点来看,它被看作是来自东方世界的对西方世界的最新危险。由此看来,苏联似乎并不像一个新面具伪装之下的旧大国那样热衷于对社会和地理财富的重新分配。一种合理的国家意识形态被另一种所取代了:神圣的沙皇俄国被抛弃了,列宁和共产主义得到了支持,切辛所言的“来自东方的黑暗”以一种新的形式复苏了。

  苏联的行为方式很快就被证明与其领域内前任的行为极其相似,尽管它声称它是反资本主义的,但它的行为很快就揭穿了这一谎言。苏联所操纵的地缘政治结构根本上而言是俄帝国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同它的前任一样,其内部地缘政治结构和相应的行为方式都与那些追求支配地位的国家别无二致。

  在解释国家的行为方面,固有的地理事实比意识形态的幻想更为重要,这一观点并非地理学家的专利。在切辛看来,俄国共产主义并不是扎根于马克思所言的工业无产阶级,而是源于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他写道,“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不是欧洲人”,“他们是穿着斯拉夫服装的斯基台人”。他同时还写道:“为了把斯基台人召进瓦兰吉人的地盘”,他们开始了国家的“东方化”。克里斯托夫认为,不管哪个政权执政,俄国人统治都继承了“一种特定的由历史和地理来定的目的驱动力”。因此,他得出结论:“他们是游牧部落的非游牧部落继承者;他们在俄国的西端重建了蒙古帝国。”科万腾也强调指出,俄帝国和早期的草原帝国之间存在历史和地理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是全球陆权—海权两分的主要观点的根本。

  尽管苏联是俄帝国的地缘政治延续体,然而,事实上俄国并非必然和永久扮演全球大国的两个竞争者之一的角色。到二战开始时,苏联仍然处在政治权力的边缘,虽然它的出现无疑会影响更为重要的参与国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与导致一战的基本形势相同,即英法联盟同德国领导的中欧集团之间的冲突。尽管突发冲突最初是由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奥匈对立引起的,但冲突发展为世界大战则仅仅是因为德国对英国海权发起的挑战。在二战中,英法联盟复兴,而德国领导的集团则以罗马一柏林为轴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就是要求维持现状的英法联盟和其扩张倾向被视为对英法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的德国两极之间在欧洲半岛的冲突。德国的战略旨在通过获得海上霸权来弥补国家相对脆弱的世界权力地位,并借助东扩的欲望获得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所追寻的生存空间(见第三章)。

  1939-1941年的欧洲战争因}4}年法国的失败而达到顶峰,接着在1941年随着日本加人德意(轴心国)一方以及美国和苏联加人大不列颠(协约国)而扩大为全球冲突。协约国的“三巨头”走到一起,组成了罗斯福所说的“为了我们自己和世界的共同利益而统一行动的和谐整体”。从意识形态而言,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形成了暂时的、不稳定的共生状态。这个伟大的联盟表明,传统的陆权和海权敌手开始团结起来,试图击败同时威胁它们的这一变种。对地缘政治学家来说,这种发展比它的意识形态对手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同样富有戏剧性。对许多赞成全球两分论的人来说,这为古老冲突的结束和新的世界和谐的到来显示了非常真切的可能性。然而,在协约国获胜后的几年时间里,三大国中英美和苏联阵营之间越来越明显的敌对表明这种乐观主义是很幼稚的。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苏联将其力量转人到了欧洲的中部,整个波罗的海—亚得利亚海地峡以东的大陆落人了苏联的扩充范围。俄国的力量还从来扩展到如此广阔的地区,俄帝国19世纪时最西部的边界大致上沿着波罗的海—黑海地峡划分。因此,装扮成苏联的俄国回到了暂时空出的位置。自称为革命国家和新的角色秩序的先驱的苏联,悄悄地、轻而易举地扮演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角色,并成为陆权的一极。然而,另一极当时却在经历着激烈的变化。曾经统治海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英帝国无法继续维持其地位,1919年以后海上世界的有效权力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另一边。19世纪的“大国角逐”以冷战的形式重现,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取代了英帝国和俄帝国的位置。

  贯穿几乎整个沁世纪下半叶的极化特征极大地促进了两极理论的发展。陆权和海权的两分同时也给予与此不同的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冲突以一种地缘政治的范围。这将整个世界结构置于了一个总的看来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中,使其至少成为马汉的不变的事物秩序的一部分。两个超极大国之间不同的地缘政治根基成为解释它们之间存在不同的扩张行为和政策的重要依据。美国被视为填充旧世界大国留下的真空的新世界大国。麦克利什认为,从地理上和政治上而言,美国都是“新世界”的主宰者,居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它是“我们居住的地球上的自由人”的先驱。该论断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美国首先是一个海洋大国,而海洋是“自由的伟大象征”。然而,苏联最初在西方大国看来只是一个拥有地区利益的地区大国,它的利益没有必要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

  苏联是一个大部分利益都局限于欧亚故土的“陆权国家”。有些地理学家认为,苏联有充分的权力来控制和保卫历史上属于俄国的范围并且现在为了其民族而仍然属于其自身发展的地区。二战后十年期间,苏联力量的扩张和影响致使这一观念愈来愈被认为“苏联集团”极具威胁性的观念所取代,“苏联集团”从东欧一直延伸到远东,其政策由克里姆林宫的“马基雅维利之手”直接操纵。“红色帝国主义”的界定意味着苏联正逐渐被置于一种使其变成一个关注领土扩张和支配地位的老式大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地理学家们意识到了麦金德的观点与他们所处的冷战形势之间的关联。沃尔什认为,苏联所造成的威胁与来自俄国领土扩张的历史威胁情况相同。在沃尔什的前辈们看来,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实际上与拉维斯所言的俄国冰川“日渐升高”一毫无二致,因而他担心这会导致他所说的“国际关系冰期”的回归。正如他曾于1945年在狱中与之会面的卡尔•豪斯霍费尔一样,沃尔什也表达了对麦金德的极度崇拜,麦金德“非凡的假设”阐明了“苏联地缘政治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模式”。魏格特也遵循了麦金德的观点,认为“为追求世界支配权而进行拼死决斗”的陆权对抗海权的情势致使世界不断被分割。麦金德的论文在二战后的一些年里似乎比以前更符合事实,此时,全球冲突的加剧意味着实际上所有别的事件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纳人了其中。

  在1953年斯大林去逝后的几年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开始出现轻微的松动。持续的敌对伴随着对名为“和平共处”形势正常化的渴望。设想中的两极世界更多地是通过权力均衡而非对抗来获得长久性和稳定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新形势开始反映在地缘政治思想的修改上。索尔•科恩构想出一个反映冷战紧张局面缓和的全球结构,并认为紧接着战后一些年的极端形势是极为罕见的。他使用了“力量核心”的术语,认为现在是“分裂的世界”,在他着来,世界已被分割为几个“地缘政治区域”。他断言,“二战后‘自由世界’与‘铁幕世界’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已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存在一种“大片地区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的“不稳定的状态”。.然而,科恩的世界观基本上仍是两极观点,因为这些地缘政治地区本身被分成两个大的“地缘战略区域”。他将其称为“依靠贸易的海上世界”和“欧亚大陆世界”,它们的核心地区分别是美国的环海地区和俄国的工业三角地区。同时,科恩还把陆权和海权两分论用以构建他的空间架构。他认为,美国应致力于“向沿海发展其势力”,而“苏联应向内陆发展其势力,其主要方向是欧洲的心脏”。在《分裂世界中的地理和政治》一书的第二版中,尽管科恩仍然区分了与“海上王国”不同的“大陆世界”,但是,他将这两者都视为是具有“多中心特性”的松散集团。‘已们都拥有两个“核心区域”,他认为这种形势比两极世界更能保证“全球均衡”。

  陆权和海权的两分始终是两极理论的中心部分。其中,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更多地被看作是天生形式殊异的地缘政治生命而非彼此的镜像。海权通常是领土较小、力量建立在其商业财富基础上的海上国家的产物。当大的实体从海上世界崛起,这些实体通常包括地理上接近的国家或海上帝国组成的联盟或集团。后者天生在地理上破碎,自然特征截然不同,它们不连贯的领土通过海洋联系到一起。它们具有基于其地理部分而分裂为较小单位的固有倾向。另,一方面,陆权建立在领土扩张之上,是由强有力的单个核心地区的领土增长而确立的。这个过程产生了领土上连成一片的大国。对它们来说,最终的目标是获得领土,它们的权力即以此为基础。然而,对海上帝国来说,领土仅仅是建立成功贸易体系的必要基础。保罗•肯尼迪认为,这一基本区别是他所说的“商人国家和战士国家的两极”之间存在紧张气氛的根本原因。

  当麦金德将陆权和海权的两分追溯到古希腊和波斯的冲突时,他发现两极的规模稳定地延伸到欧洲—地中海核心区直至包括全球在内的整体。上述情况的引申含义产生了心脏地带理论,简言之:大陆国家从他们所占领的领土来获取力量,其力量的大小与其所占领的领土的数量成比例。因为亚洲是最大的大陆。所以它也是最大的大陆国家所在地。它们的主要力量源泉在于广阔的亚洲中心地区,这就是麦金德最初所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他将这一枢纽界定为没有直接人海口的广阔的中亚地区。这是因为流经这里的河流都流向了内海和湖泊,因而没有通向海洋的出海口;即便有的河流流向北冰洋,但由于这里冰雪覆盖,实际上也只算得上是内海。因此,麦金德推断:控制枢纽地带的大国相对于海权而言固若金汤。从纬度上而言,穿越这一广阔的地区,就进人了一个温和的草原地带—大草原,正是在这种地理环境中,草原帝国崛起了。这些庞大的国家最初是从依靠马来进行战争和迁移的游牧部落社会所产生的。他们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周期性爆发的地理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反应是默武主义,这导致它们去攻击居于亚洲边缘的富裕的海洋国家。,后者的反应是利用它们的经济力量和海洋主导权击败来自大陆的侵略。亚洲心脏地带新兴大国的不断涌现使海上国家必须经常保持警惕。尽管草原国家的力量在早期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而受到限制,但到了当代这些地区的巨大潜力就被释放出来了。这意味着领土扩张的习性第一次与获得决定其前途命运的足够的资源相一致。

上一篇:第六章 微观、中观和宏观:地缘政治分析的规模

下一篇:第八章 大区域:多极世界

资深香港保险顾问

Grace享“核保研究专家”美誉,客观、用心、专业,严谨解释,深度解读,五星服务。

Grace:
香港保险和国内保险区别

手机可阅读此文

退出阅读 |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