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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微观、中观和宏观:地缘政治分析的规模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六章 微观、中观和宏观:地缘政治分析的规模

书名/地缘政治学

  政治地图似乎赋予了地缘政治世界某种恒久的外表,而实际上,它处于极大的变动之中。不难发现,尽管那些构成部分极不相同,但它们可以组成各种不同功能的类型:局部的、区域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帝国的)状态。每一种类型的范例都可以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找到,但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却存在差异,某一特定时期内其中的一种通常成为范例。实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时代精神”,它导致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某种特殊的形式或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并且比任何其他类型都更能促进人类繁荣和进步。在国家类型之间和内部,一些国家处于增长势头,而另一些国家的重要性则日渐下降。重要性上升的国家通常伴随着空间或领土的获得,地位下降的国家则伴随着收缩和解体。解体一旦发生,它通常分成以前曾经存在的部分,其中一些可能进而成为成功的国家,而另外一些则在其它部分成为新国家的核心时并人别的国家。最近典型的解体事例是苏联,苏联在1989年的解体导致政治地图上15个新国家的出现。

  正如我们所见,所有地缘政治的背后都潜藏着两种不同的运行过程。其中之一就是相同类型国家地位的浮沉。它是由这些国家内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波动以及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变化造成的。另一种过程位于前者之后,它是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类型被另一种所取代的过程,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并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它所呈现的是确立全新地缘政治过程的范例变迁。这两种共同作用的过程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时空模式中的两个极端。

  虽然从全球范围来看这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但从区域的观点孤立地看待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可能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选择模式中的部分作更加细致周密的研究。区域范围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进行更精细的思考从而能够判断和考察特定时间地点形势的更多特征。然而,虽然世界的整体是有限的,因而是给定的,但并不意味它因此自动分为互相联系的空间部分。在地图上唯一作为独立地理实体的明显地区是非洲和南美洲大陆,但它们并没有因此组成地缘政治实体。全球整体分裂为适度和有用的次单元或地区并非取决于既定的环境,而是取决于这种区域化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辨别气候、地形或土壤区域甚至尝试一种综合的方式从而创造一个总的“自然”区域是可能的。但不管怎样,涉及到人类的行为,特定区域的选择并不是某些绝对标准运作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参与实践活动的人们的主观意图与认识。因此地缘政治区域化更像是一个深受时间和地区因素影响的主观事务。

  如果站在欧洲的角度来看,按惯例北方处于上方,那么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图的右边的地区统称为“东方”,但是由于直接与欧洲毗邻的这片土地在早期显然最为著名,而且在欧洲人看来也是最重要的,因而,这些在欧洲的地缘政治认识中始终表现得最为强烈。

  从16世纪开始,特殊的“东方”由占压倒优势的奥斯曼帝国组成,这个巨大的具有威胁性的部分横跨欧亚两洲并深深延伸到欧洲的东半部。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东方威胁变成了“东方问题”,它在19世纪下半叶一直困扰着欧洲的政治家们。这与诸如“海峡问题”、圣地问题以及在苏伊士运河1868年开通以后确保欧洲与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安全有密切联系。因此,尽管在基普林看来存在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东方”,“两者毫不相干”,但是,我们无法准确地用一句话来描绘这样一片从巴尔干和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大片土地。自然,“近东”在欧洲人看来要显得重要些,而遥远的“远东”则无关紧要,直到19世纪末两者才得以正确的划分:、前者连结地中海并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而后者连结太平洋以中国为中心。鲍曼在对一战以后的世界进行研究时运用了区域方法,以便于判断和分析某些特定区域的问题。然而,他在《新世界》一书中只是论及了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根本就没有确定“近东”。这一区域只是在下列标题下进行了分析,即“君士坦丁堡及其通道”,“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家园”“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帝国的最后残余”。他从未尝试将这些分散的地区合为一体或将这些共同的问题联结起来。

  将近20年以后,在另一次战争的前夕,德温特•惠特尔西在《地球与国家》一书中概括地论证了“东方”。“近东”被认为仅仅是“地中海王国”的延伸,其东部构成“连接东方的纽带”。后者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远东,则根本未曾涉及。然而,20世纪30至4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现实事件表明,“近东”和“远东”已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表现出来。石油与世界枢纽的地理位置是阐明前者的两个首要标准,而后者主要是由日益遭受日本扩张威胁的地区组成。在J.F.霍拉宾的《现实事务地图集》中,有专门的部分“地中海与近东”、“日本和远东”。30世纪30年代,地中海地区本身遭到了意大利地区扩张主义的威胁,总得来看,它不再是惠特尔西所言的“王国”,而成为了欧洲与东方联系的生命线。在欧洲大国看来,它是世界战略要地、;

  二战以后,在《世界政治地理》(皮尔西和费菲尔德,1948年)的第一版中,鲍曼所言的后奥斯曼帝国的海峡(康斯坦丁堡及其通道)遭到分隔,安拉托尼亚被“土耳其与海峡”所替代。此外另一实体“阿拉伯世界”首次登上世界舞台。其广阔的地区从地中海的东部和南部延伸到亚洲,它的出现加强了地中海与其以东地区的联系。与此同时,令人惊奇的是,皮尔西和费菲尔德使用“‘中东”这一术语仅限于指伊朗和阿富汗,它被看作是“远东与近东的过渡区域”。在七年后的第二版中,“中东”这一术语所指的区域大为扩展,它不仅包括土耳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而且还包括了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大陆的另一边,“东亚”也己出现,并与“澳洲与大洋洲”连在一起。1956年,W.B.费希尔使用“西南亚”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一更紧密的区域。费希尔认为,他所言的“‘中东’这一术语的运用泛指西南亚及其欧洲邻界土耳其和东北非……忽略了逻辑”,因此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近东在哪里呢?”。次年,魏格特儿乎使用了同样的概念“西南亚”来描述实际相同的地区。两人都强调石油资源和战略位置是首要的评价标准。尽管致力于更精确地描述区域的费希尔等人心存怀疑,但是,在冷战时期的区域术语中,这片地区处于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位置,“中东”成为描绘这一地区的时髦用语。除了它在大国集团之间的战略位置及其更为重要的石油资源外,其新的世界重要性在于它成为了正在崛起的阿拉伯世界的中心。这里逐渐被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极其重要的文化统一体,并成为东西方同时追逐的对象。在《分裂世界中的地理和政治》一书中,索尔•科恩认为,这一地区是一条危险的“破碎地带”,它横亘于东西方力量的中心并且威胁着它们之间均势的平衡。在20年后的冷战末期写作的基根和惠特克罗夫特看来,它仍然是世界主要的“冲突地带”,其核心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纷争”和海湾地区这一“恒久的燃点”。

  随着中东进人世界舞台的中心,而另一方面,远东则沉寂为仅仅是一个便利的地理名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愈加显得过时。在冷战时期,东亚并非被看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区域而是被视为苏联与西方全球对抗的一部分。它只是欧亚大陆在西面表现极为明显的分裂在东面的翻版,由此看来,与横跨欧洲的“铁幕”相对应的是将亚洲分为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竹幕”。在冷战高潮时期,卡尔森将“东亚和东南亚大陆国家”划为共产主义集团的一部分,而“东亚沿海岛国”则令人惊异地被归类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西方”的一部分,科恩在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中作了同样的划分,他将全球划分为两大地缘战略区域,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中心(见第七章)。前者是“欧亚大陆力量”,后者是“依靠贸易的海上世界”,这些总的地缘战略区域又分成许多不同的地缘政治地区。业洲东部地区不仅根本未当作地缘政治区域来考虑,而且两大地缘战略区域间的界限也将它一分为二。即包含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域之内的中国占主一导地位的东亚大陆,以及“亚洲和大洋洲的沿海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这里属于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域。

  随着冷战的结束,整个地缘政治区域化的问题再次呈现出来。在20批纪90年代的新世界中,中东局势依旧,但它的重要性由于石油与战略位置重要性的下降而遭到了削弱:,另一方而,被冷战所分割和处于外围地带的传统的远东国家则口益显示出其全球的重要性。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己跻身工业化国家的前列,成为世界舞台中的主要角色,这已反映在新的区域术语中,“远东”已被“东亚”所取代,而“东亚”进而又被“亚太”所代替。后者所包括的地区比东亚更广,它通常指传统的远东与东南亚。一些并不十分严谨地看待“太平洋”地区的人甚至将这一区域延伸到了南亚。“太平洋”地区这一术语所强调的是某一区域的海洋范围,及其作为海洋世界固有的部分位置。关于这一新范围的最令人回味的术语莫过于“环太平洋圈”,其东半部包括那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它们位于亚洲大陆东海岸从日本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岛屿和半岛所形成的巨大的弧线上。这强调的不仅仅是东亚在“大平洋”地区的范围,还包括了这些大的群岛新的重要意义,这些群岛在冷战时期只不过是最为重要的欧亚大陆外围偏狭的岛屿。

  虽然确定上述地缘政治区域的重大变化不仅与特定地区的发展有关,而且还涉及更广的全球视野,但是,另外一类区域己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辨别其特殊特征的持续性。这种恒久的人类地理区域的存在源于全球人类特征的长期差异。事实上,它们是明显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自给的“世界”,并且是在各个不同环境下•发展的产物。亚历山大大帝曾哀叹已经没有更多的“世界”供他征服,葡萄牙海员所言的“世界”是指他们正在发现的新大陆。那些毫无疑问存在的位于西方的地区形成了“新世界”,以区别于那些众所周知的“旧世界”—尽管只是朦胧和不完善的。费希尔重新使用“世界”一词来表达那些基于巨大的自然屏障如喜玛拉雅山脉或中亚沙漠而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在此,它们被视为“核心区”,指的是与惠特尔西所言的世界核心区不同的区域。同时,他们还拥有沃勒斯坦所归纳的“世界经济”的许多特征,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区域可以提供他们所需物品的绝大部分(见第九章)。

  可以断定,历史上曾经存在此种类型的三个巨大核心区。西部核心区(欧洲—地中海地区)、南部核心区(南亚)和东部核心区(东亚)。每一个核心区都是人类发展的主要中心,其拥有本身的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并在一定的空间中形成了相互联系的特殊个性。虽然十分容易断定核心区的中心,即其主要的具有明显特点的发展区域,但要精确地划定其所有范围则是一个难题。从历史上来看,每个核心区的扩大和缩小都与其力量和影响结构的变化相一致。总体上而言,东亚核心区正如科特雷尔所言覆盖东亚大陆,而南亚核心区被斯佩特和利尔芒斯}划定为位于喜玛拉雅屏障以南的陆地。西方核心区的确立正如精确划定欧洲的范围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于欧洲大陆东部范围:,传统的欧洲东部边界被认为是乌拉尔山脉,但近些年来,这条边界线的划定更贴近于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前者是指包括了俄罗斯的大欧洲,而后者则只是界定了更小更紧凑的大陆。因此,通过划定边界线,统一的文化因素更加明确,从地缘政治上而言,俄国被认为是一个更靠近亚洲而不是欧洲的欧亚大陆国家。然而,乌拉尔边界线与另外两大核心区范围的地理界限更符合,两者都深人到中亚的腹地。

  从18世纪开始,北美核心区成为这三个历史悠久的核心区之后的第四个。同时,一些核心区雏形出现在次撒哈拉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尽管每个核心区的总体特征相互之间完全不同,但仍然可以看出某些共同的地缘政治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都市的存在、核心区域、主导文化、边缘的内侧和外侧、边界和通讯系统。它们可以运用这一术语加以比较和分析。

  东亚核心区主要的历史中心区位于中国西北的渭河流域,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使之最初获得政治上的统一。随着汉代的巩固,出现了高度统一的文化,众所周知,这个“汉”中国被视为是“真正的中国”或称为“18省”的基本统一体。当汉民族国家强盛之时.围绕它的非汉的内侧边缘地带被合并进来。在汉民族国家大扩张时期,其外侧边缘地带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也被合并进来。当其内侧边缘地带迅速汉化并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和汉文明时,其外侧边缘地带则仍然保留着其各自的经济文化特质,尽管它们也强烈地受到中国的影响。汉中国由道路网连接在一起,而大运河的开凿将黄河核心区域与经济上极为重要的扬子江流域连接在了一起。这种浩大的国家工程将全国的政治经济联为一体,并增强了其统一的实力。尽管中国地域最广的时期覆盖了远东的绝大部分,但其力量延伸至海洋边缘(环太平洋)地区总是有限和不确定的。这种不足缘子中国政府对海洋活动的投人不够及其外交政策中强烈的大陆偏向。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日本国在海洋边缘地带崛起,它虽以中国为其发展的榜样,但它保持了独立性并加强了对群岛的控制。19世纪上半叶,当中国处子屏弱和分裂的时期,日本则迅速强大,然而,其取代中国成为东部核心区支配力量的赌注并未成功。

  南亚核心区在历史上的中心区域位子横跨次大陆北部的广阔的印度平原。它们之间的分水岭包括旁遮普(意为“五河”)、恒河和加木拿河的上游,这些地区一起组成了中央邦,第一个印度国家在这一地区的中心陆地诞生。恒河一加木拿河地区从最早起就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中心。正是这里形成了印度国家的核心地区,印度文化的显著特征由此凸现出来。向北环绕次大陆的山脉和向南的德干高原也是其领土大扩张时期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组成部分,虽然它达到了遥远的北方和南方,但包括斯里兰卡岛的后者并未被并人其中。从西北延伸到东南的沿河“大干道”构成犷主要的交通枢纽,其主要的政治中心总是座落于此或位十附近。

  运用这两个核心区的共同特征,我们可以尝试建构一个帝国标准地缘政治模式。伴随从外围核心区域来包围和吸收核心区的人力和物力的主要中心的领土扩张,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中心—外围结构。如果中心地区强大到足以施加其影响和维持其权威,那么,这就会导致一个覆盖了核心地区全部或绝大部分的影响全球的国家的产生。在语言和宗教等文化特质的推动下,统一得到了巩固,以首都为中心的通讯系统使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加强了中心地区的突出地位。如果国家足够强大,那么它就会尝试控制内侧和外侧的边缘地区,这种举动不仅可以增强其安全地位而且还提供了获取自然资源的可能性。

  如果将这一模式运用于西方核心区,我们就会发现,虽说有许多特征与之相符,但同时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大约在同一时期,西方核心区与其它两个核心区一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统一,然而在那以后分裂而非统一成为了经常的状态。为了实现统一,虽然作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统一仍然只是罕有和暂时的现象,从未真正得到巩固。在大陆保持一个核心区整体结构的同时,其上层结构则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正如考鲁所指出的:“顶层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根基依然稳固。社会可塑性即便是在最恰当的时期也只是局限于顶层部分。”实现统一的尝试通常意味着控制那些具有核心类型特征的特定地区。此类地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莱茵地区,它虽然偶或充当了欧洲核心区的雏形,,但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帝国的中心地区。,此外,除了最初拥有诸如语言和宗教等共同文化的许多特征以外,这一核心区的文化统一实际上趋于减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在东西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文化裂痕。正是在东部实施了建立一个影响全球的国家的最有效的尝试,但是,这些都证明无法置大陆西部于控制之下。在东部,当代均势的变化导致了早期帝国的核心地区由博斯普鲁斯转移到了梅治达里奇,即位于伏尔加盆地中部的俄国传统的中心地区。正是源于这里急剧的领土扩张导致了一个幅员)“阔的国家的产生。俄国本身的面积相当于东部核心区和南部核心区的帝国之和,到20世纪初,其乌拉尔山脉以西欧部分囊括了半个欧洲地区。其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世界”,并具有了与一个核心区相联系的诸多地缘政治特征。其帝国向西扩展到了波罗的海——黑海地峡,其领土扩张的鼎盛时期——在苏联的外表下——其势力延展到了欧洲大陆波罗的海一亚得利亚海地峡以东的部分。然而,俄国始终未能将其影响进一步延伸到欧洲半岛。法国和德国都曾尝试在欧洲半岛内部确立控制,通过这些努力,它们分别在位于莱茵河西部和东部的中心地区建立了权力。没有谁能对这一核心区实现相对长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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