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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和平与(法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四章 和平与(法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

书名/地缘政治学

  1976年元月,离卡尔和玛莎。豪斯霍费尔夫妇自杀正好是整整3O年的时间,一份全新的地理学杂志第一期在巴黎出版了。名为《希罗多德杂志》,编辑是樊尚大学的地理学教授Y.拉考斯特。其宗旨在于以激•进的地理学观点分析现实问题。拉考斯特认为最能贴切表达其意图的术语唯有地缘政治学,相应地,《希罗多德杂志》的副标题就定为了:“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从此,地缘政治学复活了,但这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其曾经起源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对其极度反感的国度。“Geopolitik”转变成了“geoplitique”。

  自二战以来,法国的地理学家们很少触及到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甚至倍受尊敬的地理政治学也因为与之有关联而受到沾污,大多数地理学家都极为谨慎地避免谈及。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人而言,法文“geoplitique”实际就是德国“Geopolitik”的直译,因而遭到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在那时,法国的地理学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来反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而只是使用了“地理政治学”一词。正如英国的同行们一样,他们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因此,当一个人思考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及其在法国的发展时,他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这门学科的思考实际形成了一种“反地缘政治学”,如果忽略了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它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理解。《20世纪西方地缘政治学思想》一书中以“对抗地缘政治学的维达尔精神”为标题的这一章集中分析了战争期间法德关于地缘政治学思考的根本区别,其中关键词是“对抗”,因为持传统的维达尔学派观点的法国地理学家们很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德国所发生的正是对这门学科的一种可怕的歪曲。

  综上所述,法国政治地理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地理学家们的大量工作,尤其是拉策尔本人的工作。在对拉策尔的《地理学年鉴之政治地理学》一书的书评中,维达尔已经认可了德国地理学家工作的重要性。虽然对拉策尔将国家定义为“生命有机体”持有异议,但他仍然宽容地认为拉策尔只是以类推的方法使用了这个概念。然而,维达尔一开始就认为,政治地理学不能与地理学的其它方面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它深深扎根于整体人类地理学之中,只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那些从事这项研究的维达尔的继承者们并不赞同其先辈已阐明的意愿,即将刚刚起步的政治地理学重新拉回到作为整体的人类地理学中去。这可能归结于两个因素:一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招致的欧洲地缘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二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必须承认,地理学家们不得不依据自身的观念分析已经发生的变化,这对于解释政治地理学的目的、方法以及探究其学术价值来说至关重要。众多地理学家在两次大战期间那段时期的工作表明了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阿尔伯特•德芒戎是这一时期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地理学家,在他所写的第一本书《欧洲的衰落》中,直接涉及到了地理学和国际政治学两门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在法国解释和运用这一分支学科的进程很快就被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所阻断,法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蒙上了长期的阴影。魏格特认为,“比我们更为祀人忧天”的法国地理学家们在理解地缘政治学的真正本质并作出相应反应方面,走在了其盎格鲁—撒克逊同行们的前面。魏格特将法国政治地理学家归类为“地缘政治学家”,并断言他们批判了“忽视人类而视空间和地球为一切的德国地缘政治思想。他们还全力反对宿命论,因为它使人类或多或少成为了地理要素中的一个客体”。德芒戎领导了这次学术声讨,他认为,德国地缘政治学令人“焦虑不安”,因而在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对它的可信性进行了批评。他批评的根本点就在于,认为这一理论完全缺乏科学精神,并  明目张胆地服务于国家:他视之为“德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并因此得出结论,“东进再次成为现实的秩序”。相反,他认为地理政治学源于文明和环境之间创造性的相互作用,正是它们产生了各国自身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德芒戎之后,其他法国政治地理学家接踵而至,马里•戈伯莱特指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创造了一种玄学,认为他们的自然现实根基与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们如出一辙;因此,作为“服务于政治的虚假科学”和“追求狂热的拟人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应予以摈弃。同样,杰奎斯•昂赛尔也将德国地缘政治学称为“伪地理学”,认为它只不过是已经抛弃了所有科学真实性的宣传而己。它的角色就是为“无限扩张”提供辩护。

  然而,这些尖锐批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法国地理学家们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政治地理学,作为或然论者、而不是决定论者以及强调环境对于种族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家是人类和自然现象间强有力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维达尔看来,国家处于运动之中,它是一个能动的实体,是时空演变发展的产物。由此可以推断,这与他们关于“自然”现象的观点是格格不人的。德芒戎强调运动是结束一国孤立状态的关键因素,“大刀阔斧的运动”是实现变革和统一的最佳途径。而对于昂赛尔而言,国家边界不构成任何绝对的障碍,那只不过是一条暂时的边缘地带,因此没有任何事情是天然生成的。“一国的边界摇摆不定,不停消长……边界只是一条政治等压线”。由此看出,在任何时期,地缘政治外表都只是昙花一现,拒绝承认这一点就会与真正现实相脱节。这些现实就是特定环境中的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文明,例如莱茵文明,它是一个连续存在的本质上而言一个强加于虚假政治表象之下的恒久现实,昂赛尔认为这种表象是由他所言的普鲁士的兼并及伴随它的强迫普鲁士化而形成的,按照昂赛尔的观点,现存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是人为的地缘政治产物,虽然它们拥有持久权力,而事实上是脆弱的,最终将走向灭亡。由此,昂赛尔得出结论,“杰里科的城墙在羊角声中塌陷,它唤醒了被缚的沉睡民族”。其进一步发展不再是谋求强权,而是形成相互谅解和滋生对人类的固有现实极为敏感的联合。

  两次大战期间,拉维斯的“易变更的图纸上模糊的线条”所描述的存在各种地缘政治现实的观点弥漫在法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之中。因此,在《欧洲的衰落》一书中,德芒戎指出欧洲大陆是一个整体,国家构成了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他还进一步强调,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地缘政治实体,而只是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因而必须认清是否能够阻止其衰落,以及是否是大陆整体之部分。,德芒戎确信,•极为根本的是欧洲整体的再发观,以及将“大刀阔斧的运动”视为构建内在的地缘政治结构,从而重塑欧洲大陆。鉴于此,莱茵文明被视为一个支撑其政治组成部分的地缘政治现实。莱茵河并非是一个自然疆界,而是一个自然连接的人类构件,它不是法德之间的一条分水岭。德芒戎和费弗尔反对目前现实存在的“血腥而贫疮的边境”,他们预测这里将会是“富裕而辉煌的通道”。因此,德芒戎认为“莱茵河的联合力量”构成了卓越的地缘政治现实,这一现实又深深地埋置于更为宽广的欧洲现实之中。这样,莱茵河地区就被设定为某一类别中的一个例子,而不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为了进行这种分类,德芒戎使用了“区域和解”和“联合”概念。当莱茵地区仍是德法之间争端的主要焦点时,它作为边境的角色被视为首要。可见,德芒戎的观点是一种革新的观点。他的搭档费弗尔认为莱茵文明超越了国家特性,包容了政治表象之下的—及其所遮掩的—人类现实。,在费弗尔看来,国家“从来都不是上帝恩赐的,它一直是人的杰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认为唯一能称得上是“恩赐”的地缘政治实体是他所言的“大国的自然区域”。费弗尔称之为“现实”,正是在这种现实中诞生了主要的世界文明,由于此文明超越那些国家所设定的人工边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可被视为是一个“现实”。

  德芒戎的欧洲观是其世界观的一部分。他断言欧洲霸权行将结束,新的地缘政治实体即将出现。在《欧洲的衰落》一书中,他认为最为重要的两大地缘政治实体是北美和远东,分别由美国和日本控制。在他看来,如果欧洲各国能够求同存异,那么欧洲有可能成为第三个地缘政治实体。鉴于日本在发展东方中的领导作用,他甚至建议确立日本的势力范围及推行远东的日本门罗主义。从一定程度上说,德芒戎似乎能够接受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其他法国的政治地理学家都不能接受欧洲出现这样一个单独的强权处于相似的地位。

  当德芒戎和其他地理学家热衷于国际主义的方法时,维达尔则在其晚年又回归到了更多地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法国东进》根本上而言只不过是分离的东部再次与法国统一的借口而已,他认为它们“原本”就是属于法国的。他写道:“法国的天赋使命”,是既要维护其地理上的完整,又要充当中欧与西欧间联系的纽带。由于中欧显现出令人担优的自我封闭倾向,所以他进一步大胆断言这“违背了生存法则”。正是由于这一广阔而强大的地区而临更广阔的影响,使之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回复到了和谐状态。这听起来类似早期鼓吹的全球化主张,维达尔确信法国的世界使命与法国东进的自然本性非常相符。

  20世纪上半叶,法国地缘政治思想中贯穿着两股截然不同的思潮,一个关注联合,另一个则关注权力。前者是一种理想主义,认为未来将是一种合作方式;后者则是现实主义,国家强权继续存在,必须顺应它的要求。维达尔在其著作中对这两股思潮都进行了分析。在法国东进这一问题上,他似乎从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更强调权力。自临近二战的那段时期,他的继任者的著作中也发生了相同的转变。比较昂赛尔的两部著作,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地理学前沿》和完稿于二战爆发第一年的《日尔曼人的奴隶》,其侧重点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所倡导的和解的主张就被“保护西方民主,反对希特勒泛德意志化”所取代了。很明显,这一变化既受到和解原则失败的影响,也与1938-1939年期间欧洲事务中再度出现的“兼并”和“强迫普鲁士化”紧密相联。昂赛尔充分意识到了德国的生存空间政策对其邻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因而必须加以抵制。早在1934年,德国纳粹分子刚刚掌权之时,戈伯莱特就将黯淡的国际舞台描述成了“暮色黄昏”。然而,戈伯莱特却乐观地认为,随之的黑夜不会长久,反败为胜的良机将再次呈现。他特别强调在新的地缘政治组织形式中进行“实验”的必要性,认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形势也为“实验”的进行提供了良机。戈伯莱特预测,建立这种实验并对之进行分析,是未来政治地理学的主要作用。

  1945年及随后的若干年.里,大多法国地理学家都尽量避免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虽说在战后规划和区域发展方面存在强大的实际冲击力,然而地理学家们倾向于回归到区域研究的更纯净的领域寻求慰籍。尽管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但欧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30年代法国政治地理学家的许多观点一脉相承。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欧洲合作组织的建立,地缘政治学中有关“联合”的思想变成了现实。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本世纪初的法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在有关欧洲思想的创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法国东进》一书中,维达尔使用了《欧洲共同体》一词,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泰德•白里安的用语简直就是德芒戎的《地理学年鉴》一书中用词的翻版,特别是他在国际联盟的演讲更是如此。一战后,法国的政界和地理学界曾聚集于凡尔赛,勾画新的政治边界,20世纪30年代,他们又相聚于日内瓦,40年代再次聚会伦敦。在这些场合,地理学对政治决策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地理学家对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极为显著。戈伯莱特1934年关于新的政治—地理组织形式的“实验”思想,本身就包含在欧洲共同体之中。

  因而,共同体既体现了法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变化,也预示着欧洲国际关系新范例的发端。它表明,放弃基于民族的传统解决方法,而使民族的自身利益在国际框架内得以实现。尽管由于法国拥有比其欧洲大陆邻国相对较强的政治、经济力量,使之成为巴黎更具吸引力的抉择。但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共同体思想的实现即是联合对权力思想的胜利,也是欧洲超越民族国家的胜利。

   1976年1月,《希罗多德杂志》的出版成为法国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点。它是对地理学重新评估的产儿,这种评估所产生的背景是发生于1968年震惊全法国和导致戴高乐政府垮台的重大事件。在这一时期,虽然高等院校的社会科学总体上在为学生运动指明意识形态方向及引导未来政策发展方向等方面扮演了中心角色,但是,首先就地理学而言,由于数十年里避免卷人政治事件而受到削弱,因而似乎少有建树。然而,拉考斯特所从事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地理学的宗旨是什么?”他所得出的答案是,“地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他所著的一本书的书名)。过去,他曾断言,地理学被国家用于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这些主要涉及增强发动战争的能力。

  对制造战争的谴责使拉考斯特起初对地理学的传统角色以及支撑它的地理学的建构进行了猛烈抨击,然而,他又断言,地理学可以有别的选择,它能够被用于其它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涉及这一学科的有关问题时,必须有根本的变化。《希罗多德杂志》的研究在最初就是关于如何赢得这一转变,其中包括地缘政治学的回归。拉考斯特谈到,正是从那时开始,“在那之前一直遭到禁止的地缘政治学开始重现”。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刊物最初的副标题为“战略,地理学,意识形态”,但从1983年开始,将它改为了“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最初,《希罗多德杂志》的研究目的在于使用空间方法来更好地理解各种问题,以及促进更有效的行为。在远离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同时,《希罗多德杂志》也同样远离了传  统的法国政治地理学。不论针对维达尔地理学有多么强烈的批评,维达尔自身对地理学思想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批评直接针对地理政治学的实践者们声称,其比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更具真实的学术价值。在《地理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制造战争》一书中,拉考斯特声称,地理学始终被国家用于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谴责地理学家们太轻易地默许其为统治、战争和政治控制服务。他断言,地理  统治的全部信念促进了民族的领土范围,遮掩了政治矛盾,并以土地掩饰了国家。这一观点认为,新的地缘政治  学的角色就在于战胜沙文主义,并更趋于客观性。从这一点来说,它坚持了其公开宣称的意图。为了克服传统的国际主义方法,《希罗多德杂志》和新地缘政治学开始涉及生态学和更广泛的环境问题,以及诸如全球贫困和有限资源的枯竭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早期都极其关注环境问题的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鲍特金和爱利赛•雷克吕的工作受到重视,并得以重新进行评价。

  《希罗多德杂志》主张对地缘政治的本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根本的反思,而关键就在于使它与国家和国家政策分离。20世纪70年代《希罗多德杂志》典型的研究主题包括无政府主义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反殖民主义、拉美革命以及地理学从一门依附性的学科到具有客观性—但实用的—学科的转变。从它与传统的法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关系来看,它坚定地支持“联合”观念。探究拉考斯特所定义的由“两太地缘政治集团”所控制的二元世界局势,其自封的任务之一即是对特殊地缘政治境况进行详细研究。一个恒久的主题在于分析世界新集团的出现及其对二元世界对立的缓解作用。拉考斯特所言的这种“大圆盘”的形式只不过是一种地质学的类推,由于它与过去的那些自然概念极为相近而显得特别重要。。如果“圆盘”能够成为世界权力的未来中心,那么这些术语就构成了对权力持久性的重要认识。20世纪80年代,《希罗多德杂志》围绕力量的分配及这一分配的含义进行了讨论。克劳德•拉费斯丁在《权力地理学》一书中指出,拉策尔学派的权力往往导致极权主义,因而他提出的抵销方法是赋予地理学自主权。拉费斯丁探讨了将权力向外延伸到尚未涉足的地区和社会集团中去的可能性,并将之置于更广的政治变革背景之下。

  尽管地缘政治学和地理政治学之间形成的差别旨在通过使用不同的术语强调研究方法的根本差异,但是,《希罗多德杂志》所作的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消除了分歧,并同时证明,它们相互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在拉考斯特看来,地缘政治学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只不过具有应对麻烦和问题的实用传统,虽然方式不同的两个方面都涉及国家及国家权力结构,但是,贯穿于20世纪法国地缘政治思想中的“联合”和“权力”观念之间的根本差异是能够进行区分的。然而,法文“Lepouvoir(权力)虽与德文“Macht"(权力)的含义极为相似,但“Le groupement"(联合)却与“Anschluss"(兼并)根本不同。所有这些观念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细微的,每一种都对具有密切联系的现象进行不同的解释。从维达尔到《希罗多德杂志》,联合这一概念更多与区域结构的革新趋向相联系,而权力这一概念则更多地与全球范围的分析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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