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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争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衰落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三章 战争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衰落

书名/地缘政治学

  到1914年,建立了还不到半个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就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国家。它不仅位于大陆列强的前茅,而且正在变为一个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海上强国。德国能够在19世纪末奇迹般地迅速屹立于强国之林,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基础的,这一点在其重工业部门最为明显。当时,一个国家的现代武器生产;能力取决于其煤、铁和铜的产量,它们是衡量一国真正实力的最重要的标准。因此,令德国人普遍感到失望的是,其国际地位与其新兴工业实力并不相符。然而,他们渴望这一状况应该立即予以扭转。

  德皇威廉二世充当了改变这种失望情绪的先锋。这位野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君主是当时德国外交政策中不稳定和煽动性因素的根源。显然,要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必须对统治了大半个19世纪的世界秩序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在这一秩序中,大不列颠占据着世界霸主地位,是当时最庞大世界帝国,并且在世界财富和国际贸易中占有最大的份额。但在19世纪最后10年中,德国在铁和钢的所有重要部门的实力都超过了英国,这使德国对分享更大的世界权力及拥有相应影响力的欲望愈加强烈。这种欲望最突出地表现为德国渴求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用德皇威廉二世惯用的话来说,就是占据“阳光下的地盘”。

  米歇尔•科里恩曼指出,这一时期的德国可谓是心系全球。而由于德国是“地理学家的摇篮”,因此德国对世界大国的向往有着牢固的地理学及地缘政治思想的根基。帕奇等地理学家以及瑙曼等政治学家强调,与奥匈帝国结盟对于德国而言至关重要,而围绕两个日尔曼强国进行的中欧联合,对于日尔曼帝国的实力与安全来说意义重大。同时人们深信,只有通过发展海权,才能真正夺取世界权力。因此,德皇威廉二世重申了他的信条:德国的未来铺设“在水上”。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拉策尔表露了他对海权重要性的关注。他比麦金德更早地指出了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历史性对立,并因此得出结论指出,海权提供了夺取世界霸权的最便捷的途  径。然而拉策尔也认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二者缺一不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莱德•马汉曾经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所著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在德国享有盛名。马汉特别谈及了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以发展他的海权至上理论。他的理论在一战前的那段岁月里给德国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震撼。

  因此,德国的舆论分成了两种思想流派,分别由更热衷陆权和更强调海权的人组成。,受财政预算所限,两种观点不可避免地相互对立。前者强调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足以抵御侵略的军队以及巩固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两国同盟条约为核心的强大的中欧集团。更为重要的是,陆权理论认为必须把东方视为实力的源泉之一,因而特别关注“东进”的主张。这不仅要求发展同东欧国家更密切的关系,也要实施一些庞大的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柏林—巴格达铁路项目,其目的在于经由巴尔干和土耳其建立一条连接德国和中东的陆地通道。海权思想则受到德国殖民主义思潮的蛊惑,它鼓吹夺取殖民地,认为海上力量的建立是国家强大的先决条件。显然,马汉的思想是这一流派的理论支往。这些思想对德皇威廉二世极具吸引力,他虽然极度倾向于把大不列颠视为德国的头号对手,但同时也认为大不列颠是实现超级大国计划的典范。正是在这一理论支配下,德国倾力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而这样做却导致了英国的高度警觉并诱发了一场使一战前两国间关系处于决裂状态的海军军备竞赛。实际上,德国采取了双重政策,它试图既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又夺取海外势力范围。因此,陆权和海权共同在德国对于其将要扮演的国际角色的观念中起到巨大作用,这就必然滋生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现状发起挑战的危险战略。

  这种地缘政治观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一战前德国中产阶级的观点。比如,卡来欧认为德国不仅想要对现状发起挑战,而且还要有最终夺取霸权的野心。然而,仅凭地缘政治学的论著就说明征服世界的阴谋计划是十分困难的。帕奇把和平看作是中欧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要靠建立强大的政治大厦来保证。同样,许多殖民地政策的拥护者们设想通过暗中与大不列颠的协议达到更为公平地瓜分世界领土和资源的目的。然而在德国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广为传播的世界大国思想引起了人们对德国野心的普遍关注。这必然会导致形成当时的激烈气氛。战争到来  的时候,大批政治学者和地缘政治学者把它看作是发起  挑战和将伟大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历史机遇。一战的头两  年,出现了一批地缘政治学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弗  里德里希•瑙曼的《中欧》,这本书于1915年在德国出版并于次年被译成英文。其主旨远比十年前帕奇的著作要强烈得多。瑙曼强调战争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导致变革。他写道,“只有在战争年代,我们才兴致广泛地接受重建的变革思想。”他认为“这种新结构”唯有在“处于流血和国家动乱中”的战争时期刁能确立。瑙曼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欧看成是德国参战的关键目的。他强调,“中欧是战争的果实”,“我们在战争的经济困境中坐在了一起,我们曾经共同奋战,现在我们决定共同生存”。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阿什利表达了他的观点:“由于世界冲突的爆发,这本书成为了德国最为重要的著作”。阿什利说,瑙曼一直是德国最广为人知的政治学作者,战争“给他提供的机会被他立即抓住了。”阿什利认为这本书“集当时德国思想之大成”,尽管它不是最早涉及这一领域的著作。他说,作为“未来世界列强之一”的中欧的联盟已经成为“德国政治的主导思想”,瑙曼已将“渴望”转化为了“系统的计划。”

  一战中契伦的儿部德文版的重要著作也出版了。其中,有《当代大国》和《生命形态的国家》。这些著作对于思考德国的未来角色地位以及使其角色地位得以提升的战争的重要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契伦指出:“战争”“就像葡萄酒一样,从不说谎”。同瑙曼一样,契伦相信这场战争为创立一门新的地缘政治学提供了机会,而且由于他提出的中欧集团不仅包括了巴尔干,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因而设想在欧洲中部难以逾越的地带建立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契伦认为,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法俄两国的影响受到排斥,这样的愿望在当时被解释成了“战争意图”,并且随着战争的进程这种意图被阐述得越来越明确。虽然阿什利所说的“系统的计划”在东方最为显要,但同时也有必要在西方针对比利时的所获而作出调整,以保证对莱茵河地区更为稳固的控制和使德国更易接近海洋。

  这种思想受到德国整个地理界的一致欢迎,并且准备集体支持将地理学用以促进德国的国家利益。科里恩曼指出,正是战争使德国地理学家们的“理论思考”集中于那些他们以前从不关心的问题上。理查德•亨尼格也认为,“战争是地理学的发动机,”它必然被用来给国家形势带来令人满意的变化。

  未来的这项重大的变革性计划使1918年11月的失败成为了极深的创伤,这是国家命运的重大转折。但是德国人普遍难以接受长久沦落的状况。凯斯勒指出,“我们坐在一间叫做欧洲的等候室里”,“苟延残喘”。德国这一大国的崩溃,导致了德皇威廉二世及民众所靓觑的使德国夺取“阳光下的地盘”,变革世界秩序的行动彻底失败。取代从莱茵河地区延伸到多瑙河甚至更远地区的中欧计划的,是一个帝国不复存在的小小的奥地利和在凡尔赛和约中失去了东普鲁士及西部阿尔萨斯—洛林的大片领土的德国。,不足为奇的是,在这种格外凄凉的氛围下,这个国家转而接受看起来能给人希望的政治思想。这些政治思想从极左到极右不等。其中既有民族社会主义,也有地缘政治思想,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慕尼黑。战后的德国处于动荡之中,而没有任何地方的情形比巴伐利亚首府更为糟糕。慕尼黑位于德意志世界心脏地带的多瑙河中部,在这里,解决德国间题的最激进办法被提了出来,并试图付诸实践。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和地缘政治思想交织在一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主张,对于一个衰落而又弱小的德国而言,应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体制,而地缘政治思想则主张利用政治地理学服务于国家复兴的需要。在20年代的慕尼黑熔炉里,这两派锻造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联盟,它延续了整整一代人。

  一战后在德国兴起的地缘政治思想源于拉策尔和契伦两个人的思想。推崇拉策尔理论的实践者们认为,要制定和实施最符合一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必须对该国的地理学有全面的了解。处在当时的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学者的主要目标是制定一项使德国得以复苏的行之有效的战略,从而恢复其大国地位。而且,他们甚至确信德国在19世纪末的崛起极为偶然,它之所以衰落,部分是因为对国家的地理状况及其存在的局限性缺乏全面的了解。他们期望地缘政治学思想将纠正这一错误,并因此从一开始就将地理学运用于国家的需求。莫尔指出:“地缘政治思想涉及国家的空间需要,而政治地理学只是考察国家的空间条件,”“它试图借助其结论指导现实政治。”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地缘政治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是卡尔•豪斯霍费尔将军。豪斯霍费尔是个地理学家,也是巴伐尼亚军队的前任将军。他极力倾向于将地理知识看作是对德国从失败和屈辱里复兴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他认为德国领导人“对地理现实的忽视”是德国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雄心勃勃地着手改变这一状况。豪斯霍费尔说,地缘政治学的挑战,源于其“对政治实体进行更科学化保护的渴望”。他的地理学背景使他十分熟悉拉策尔的著作,他和他的同事们根据战后德国的间题着手改编《政治地理学》一书。1908年是豪斯霍费尔发展其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关键时期,当时他被派往日本和远东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正是根据在那儿看到的情况,他开始研究世界权力的地理基础。同时,他也非常了解契伦的著作,加之他和契伦本人的交往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

  1918年战败后,德国地理学家普遍觉得凡尔赛条约苛刻而不公平,应该被推翻。然而,至于地理学应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卷人政治事务中,在德国的地理学家内部存在很大分歧。地理学家在此问题上分裂为几派,豪斯霍费尔所在的那一派确信地理学家应该扮演积极角色。由此,支持“传统”一政治地理学的一方同赞成“新”地缘政治思想的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豪斯霍费尔看来,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球表面的国家分布情况及其运转的地理条件,而地缘政治学则是研究“自然空间中的政治行为”。劳腾萨奇将这一笼统的区分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在政治地理学中国家被视为一个静态的事物。而“地缘政治学则涉及到政治进程的过去和现在,基本上是动态的概念”。斯托克斯也指出,“认为科学研究能够洞察政治命运神奇功效的设想,”“是将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划分开来的显著标志”。

  1924年,豪斯霍费尔担任“地缘政治学杂志”的编辑,该杂志在慕尼黑出版。尽管该杂志公开的目的是研究地缘政治学这一新“科学”,而实质上它却是考察德国局势的地缘政治因素,并分析如何使其对德国有利。他也对德国的领地划分进行了剖析,及其对于有效制定政策的意义。“地缘政治学杂志”中还给英国的世界权力和意大利与日本所面临的难题留下了篇幅,同时也关注更广泛的事件,尤其是那些给德国带来影响的事件。与拉策尔的根本不同在于,拉策尔能够如布伦赫斯所言“透过德国洞察人类”,面豪斯霍费尔及其杂志的认识通常只停留在德国。构成豪斯霍费尔研究基础的是对整个欧洲普遍衰落的斯宾格勒主义观点,以及他对德国注定要将欧洲大陆带回到传统的欧洲中心,并使之恢复世界心脏地带地位的信念。

  正如从中欧的角度来看地缘政治思想与德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样,从世界的整体环境来看,地缘政治思想与欧洲有着更广的联系。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豪斯霍费尔深受哈尔福德•麦金德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麦金德1904年的文章是“全部地理世界观中最伟大的”,并将其喻为一部“地缘政治学的杰作”。其中适用于德国的部分构成了豪斯霍费尔个人世界观的基础。泛地区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在全球背景下划定了德国未来的势力范围。因此,整个研究波及到了意大利和日本的地缘政治学,而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成为了德国的主要盟国。德国从地缘政治的立场考察了墨索里尼妄图使意大利征服地中海的野心,认为它极其符合德国征服中欧的愿望。尽管意大利长期以来对大国地位抱有野心,但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使之远不能同德国的实力相比。所以,豪斯霍费尔认为意大利不能对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统治地位构成任何威胁。

  从一开始,豪斯霍费尔就一直对日本抱有特别的兴趣。他认为日本是用以进行地缘政治分析的一种国家典型。日本在1936年参与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后,它在德国地缘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因而,在“地缘政治学杂志”中使用了为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权进行辩护的同样的话语为日本在远东谋取霸权地位的目标进行辩护。日本被描绘成未来世界强国之一,一个泛地区的中心,并且能够和德国一道以一种新的、由德国和日本共同操纵的世界秩序代替旧的以盎格鲁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在德国的慕尼黑及其它地方,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地缘政治学者,包括埃沃尔德•班什、乌尔夫•谢沃特、柯林•罗斯,约翰尼斯,库恩、理查德•亨尼格、柯特•沃温克尔和豪斯霍费尔自己的儿子阿尔伯利奇。他们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对德国地缘政治议程的设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地缘政治学杂志”的编辑,豪斯霍费尔仍旧是个决定性的角色,但到了30年代,整个研究就变成了一个集体计划。

  地缘政治学从一开始就被称为一门科学和艺术,其主要理论基础是生物进化论。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学在慕尼黑的发展,使之成为了一种融合了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物理学的综合理论。国家被视为一个有机体,一个遵循生物法则的“超个体的生命体”。这个国家有机体是地区性的,但其对成功的追求又是空间性的。那么,用以描述这一状况的术语基本上就是个拉策尔式的。因此,这个国家在空间中存在,而它的成长与发展需要生存空间。生存空间学说研究的是国家取得成功的地理意义。拥有庞大空间是一个强国自由与安全的关键。正是自决之争使那些强国与其它国家区别开来。强大的国家不断扩张,必然会吞并那些不太成功的小国。那些真正触及全球的国家是跨越空间的国家,而那些小国正好相反,是囿于空间的国家。

  尽管地缘政治学被看成是一门科学,但它只是一门应用科学。地理学知识是“预测发展趋势及制定未来政策的 “科学基础”,。用豪斯霍费尔的话来说,它是“应用型的  理论,能够指导现实政策达到必要的目标而又不至于脱离’坚实的基础”。然而,豪斯霍费尔承认,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从来就没有很明确的划分。认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很容易被跨越。”而且最终他承认他自己也曾“偶而跨越那些界限”。

  这样,在地缘政治思想和国家政策目标之间必然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政策源于对政治进程受制于地球现实的途径的研究”,而其目的十分简单,即“揭示政治活动的地缘政治决定因素”。尽管地缘政治学据称是对普遍现象的论述,但是某个特定国家的迷恋却反映了极为不同的现实。正如瓦劳克斯所说,没有特殊的科学存在。

  豪斯霍费尔认为陆权和海权的对立问题一直是“地缘政治学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两者都很重要,但在运用上也都存在地缘政治局限性。因此,虽然海权被认为能够最有效地实现跨越空间,但他同时又承认陆权也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赢得对庞大空间的统治。陆权被视为德国最高利益的关键,而这要求推行中欧和东进双重政策。豪斯霍费尔认为未来的德国首先应该是一个与中东、俄罗斯和中亚连系在一起的的东方国家。除此之外,他还发展了泛地区理论,这种理论设想形成一种大区域生存空间,即在大陆规模上的庞大的地缘政治实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泛欧洲、泛亚洲和泛美洲,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集中表现为区域决定论,即命定的空间。毋庸赘言,欧洲命定的空间在德国,而亚洲的则在日本。

  地缘政治思想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环境决定论。作为土地和命定的空间等概念内在的基础含义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表现在其自然环境中。本质上而言是空间而不是人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及大国的兴衰。这种环境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同纳粹种族主义者的计划相冲突。从其纯粹的形式上看,地缘政治学与种族主义极为不同。源于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曾在19世纪后期对欧洲的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被用来为欧洲民族至上的观点进行辩护,同时它还被用来将帝国主义看成是进步和文明的进程。这一点在德国的思想中尤为重要。尽管民族的概念是民族和国家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但其文化特征却根源于土地,而且民族本身也受到环境的制约。表现为文化区域、语言区域和最终为帝国区域的民族区域构成了其他一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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