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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宏伟的征服蓝图:地缘政治学的缘起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二章 宏伟的征服蓝图:地缘政治学的缘起

书名/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一词源自希腊语,“Ge””或“Gaia”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则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Ge”的含义所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人类家园,而“Polis”的意思是人的统治和组织。因此,从词源派生而言,“地缘政治学”一词指的是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其含义又远远不只如此。它所强调的国家概念不单单指“位于”地球上的一种现象,而且也指“属于”地球的各类现象之一。其特征源于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部分。描述整个地球的‘地理”(Ge)概念涉及某一特定国家所占有的地球之一部分与地球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政治”(Polis)概念则指单个国家与其余国家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在区域地理及政治环境和他们所构成部分的物质世界及人类整体之间,存在更为宽泛的关系。

  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可追朔到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和德国的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弗里德举希•拉策尔,他们两人活跃于19世纪末20纪初,尽管没有资料证明这两位学者曾经见过而,但是,其思想的共生关系在社会科学内部拓展了新的视野。虽然契伦被公认为是这一术语的创造者,但他的兴趣起初是受到了拉策尔思想的启迪,也正是通过后者的研究它才广为人知。

  鲁道夫•契伦是阿普萨拉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曾担任瑞典国会中的保守党成员近6年之久,在那里,他将右翼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渗人了政府的职能之中,并表露了对自己的小国在一个大国主宰的世界中未来命运的担忧。在他的早期经历中,主要学术研究涉及国家的历史及组织结构方面,然而,拉策尔教学的影响成了他生活的转折点。德国地理学家有关地理因素对国家的本质及行为的影响的思想使契伦受到启发,并使他以崭新的角度来审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出生于卡尔斯鲁厄,早期曾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后转人地理学。他认为这一研究是关于人与自然现象的综合理论,有助于解释自然和人类行为的分布特征。他曾先后在慕尼黑和莱比锡大学任地理学教授,正是在那里,他发展了他的人类地理学思想,拉策尔对人类行为的政治方面情有独衷,1897年,他的《政治地理学》一书出版。这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政治地理学中极为重要的成就,对德国和其他地区的这一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契伦将地理学及地理学方法运用于政治方面的工作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运用地理学方法去理解并阐释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还鲜为人知。相当精确地展示地球的自然和人文特征的地图由来已久,但其官方用途主要限于战争和军事目的。英国的“全国地形测量局”和法国的“军事地图绘制局”,这样的政府组织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官方地图绘制的军事目的。一直所欠缺的是对地图因各种目的所显示的数据的解释,而不是下次战役的计划。也就是说,从它所显示的数据中提炼出更深层次的含义。一直以来,地理因素影响国家的命运被接受为普遍的原则。例如,自17世纪以来,地理因素的考虑就在法国战略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到了大革命时期,这些对于使关于法国在欧洲的角色的法兰西思想系统化方面具有重要性。这种思想在拿破仑的头脑中也极为明显,它不仅表现为对于地理学重要性的总体评论,而且更特别的在于他坚信其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是“二月将军”。然而,这种源自地理学思想的观点的出现就如一个舞台,舞台的背景有时往往能影响舞台上正在上演的人类戏剧。没有人认真尝试把各种构成空间范围的因素综合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查。〕这一点也不可能被提早预料,因为,自16世纪以来毗界地理知识的急剧增长,并没有伴随人类对地球现象无限变化的认知能力的相应进步。达尔文主义标志着科学理论的伟人进步,但是把这一理沦应用到人类社会却仍然存在争汉。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有了长足的飞跃,但是它却遭到了那些认为人类超越了自然界的人们的强烈反对。

  自然科学家拉策尔明显地受到将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的愿望的驱动,而在契伦的背后,热衷于创造性思维的动机似乎截然不同。19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的显著恶化使契伦深为忧虑,在契伦及当时的人多数人看来,存在于19世纪大部分时间并极人地稳固了时代进步的既以确定的秩序正在被打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源自于“会议体系”的“欧洲和谐”,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欧洲80多年内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而只是出现了可以有效控制的局部争端,这些构成了当代欧洲在19世纪的特点。国际会议的定期召开旨在维护欧洲秩序的稳定并解决可能破坏秩序的争端,然而,到19世纪末期混乱的迹象出现,新的和潜在的破坏性力量逐渐失去控制。欧洲各强国不是适时地去寻找解决的途径,而是忙于对动荡的巴尔干的控制和殖民势力范围的分配。政治和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导致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激化和帝国力量的强烈叫嚣。

  长期形成的普遍的不安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旧的国际格局。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诺尔道和德国的尼采这些哲学家们捕捉到了即将发生的时代终结的气氛,已经确立的国家和国际行为模式不仅受到根本的质疑,而且还盛行各类启示性的预言。诺尔道就认为“文明世界显然弥漫着没落的气氛”。透过这种气氛他看到了恐怖政治哲学的出现,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都对现存秩序的承受力提出了挑战,它们都拥有极具影响力的拥护者。对于芭芭拉•塔奇曼来说,最能唤起对一战前整个时代追忆的意象是埃德加•爱伦•坡的诗《骄傲的塔》,他在这首诗中写道:“巨大的死神在俯视”。时代正如塔一样,其外表虽然华丽,但其根基正在被侵蚀。

  弥漫在大部分欧洲的不良预感滋生了对过去的安全和信心的怀念,这种怀旧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契伦极为关注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局势的一个特殊症候在于,其倾向于回归到古老的无宗教信仰的思维模式中去,在这种时代行将结束的气氛中,北欧地区关于上帝没落的思想转变成了“国家没落”以及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迫在眉睫的混乱思想。

  契伦木人也分享了支撑这种思想的普遍失望情绪,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主要是因此而生。他的结论是,欧洲强国正在走向一场无法避免的残酷的战争,并为瑞典在可能随之而来的混乱局势中的命运而担忧。契伦完全意识到了瑞典作为小国的脆弱和无能为力,因而它不可能阻止灾难的发生或防止这一后果的出现。在契伦看来,国家最为重要,它的存在是维持秩序和防止混乱的唯一真正保障。他确信国家是领土组织的基木一单位,其安全是第一位的。他的地缘政治思想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人”,而正是国家观念的冲突成了“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的根源。其维护空间范围的思想源于他认为缺乏对传统政治学派的理解乃至研究的考虑,以及对现实世界和正在显现的威胁的真正实质的考虑。另一方面,地理政治学观点就是指追逐国家利益的更现实的行为过程的观点。止是某种包括了乐观主义的实证的东西使人们相信欧洲尤其是瑞典能够从时代终结思维的可怕景象中解脱出来。

  这种失望和恐惧的气氛,直接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乎是由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失控所致,事后看来,内在的根源在于第一次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终结”。近五个世纪以前开始的长期的地理大发现和地理扩张的停止诱发了这一结果。其所具有的重要性正如布赖斯伯爵所言,“它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到19世纪末,世界的完整性最终被揭示出来,但它所表明的含义似乎产生了更多的失望。19世纪末世界强国所面临的现实就如巴比伦的亚历山大临终时一样,已没有多余的世界可供征服了。布赖斯在1902年的罗马宣言中指出,“对地球的探索现己完结”,“文明世界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认识了他们以前一无所知的家园”。这表明了他所言的“世界进程”的完成,他将之看成是“特别重大和决定命运的事件”。拉策尔的追随者和阐释者,美国地理学家爱伦•森普尔在将这一“决定命运的事件”看成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长期过程的顶峰时,把它置于了更为长久的历史视野中。她认为“已知世界的地理范围从古至今不断扩展”,人类“地理视野”也不断地延展。她把这种进程定义为“历史进步的扩张领域”,并视之为“世界进程的驱动力”。这在弗兰德•布劳戴尔后来所定义的“长期过程”概念中或许是真实的,在时代终结的紧张状态下,其效应在于产生了一种紧迫心理。对于几个世纪里习惯于想像在无限的范围之外还有无穷的新陆地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境况,它加剧了对全球有限不动产的争夺,无疑包括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正是世界的探索趋于完结才成为了19世纪末帝国繁荣的心理环境的地缘政治基石,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在那些直到当时仍始终致力于扩充已知世界的边界的发现者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帝国宣称对新发现陆地的控制,并纳人其政治边界之内。E.拉维斯认为,“世界的占领现在看起来似乎已和平地完成了”,“他们在变更的图纸上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在新的多彩政治地图上,强国用他们所偏爱的色彩展示了其所拥有的地区,他们似乎要将政治猎获描绘得和置十它们之上的自然特征一样稳固和长久。实际上,描绘新的地缘政治景象的“宏伟蓝图”与描绘海洋、河流、山脉的“宏伟蓝图”似乎没有差异,形容词“自然的”用来表明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因素时没有多少差别,全新的视野最初是用帝国的视角来审视的。。世界上依然是空白地带的填充不可避免地与宣称对它们的政治控制密不可分,直至当时在地图上仍旧是黑色的地区,那些令人向往和神秘的地方,就会在有限的全球空间中恰如其分地转人确定的领地内。

  正是这种新的滋生了地理定局观的制图学中的精确性,导致了国际局势愈加紧张,竞争加剧,出现强权帝国主义。拉维斯曾预言:“不难推测,当所有可得的领土被占领以后会发生什么”,他还曾在较早的时候对全球的欧洲领地的“表面”平静提出警告,随后,他又得出了可怕但却具有先见之明的结论“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预兆着战争的爆发”。在布赖斯看来也是如此,他认为“全球进程的完成是决定性的,它标志着世界史上极大地影响全人类命运的危机的到来”。然而,布赖斯与拉维斯不同的是,他根本上持乐观的态度:,尽管他用了“生死收关”和“危机”这些词,但是他相应的结论则极为不同。他认为,全球进程的完成“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这“使世界具有了新的统一性”。因此,人类家园已从“臆断中的混乱状态进人科学的有序状态”。他的结论是,“前途似乎乌云笼罩,但曙光已现”。

  布赖斯从“混乱”到“有序”的理论基石在于他坚信科学的力量会造福人类。这也是他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同时也成为那些面临时代终结的预示而努力寻求希望的人们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其中的愿望之一就将人类与当时似乎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没有瓜葛的自然界连系在一起,这种关于人类及人类活动的自然观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的久远传统,它认为在人和自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恰恰相反,广义上的“自然”包括了人类。其根本的观点在于,既然人类和非人类很显然都是同一个包罗万象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人类活动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基于对自然界及自然法则的正确认识。因此可以推断,人类和其它物质一样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要想征服自然界,就必须服从她”,这概括了也曾出现于17和18世纪对“理性时代”的无知提出了誉告的自然主义观点。19世纪末的许多科学思想中也包括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拥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地理学家彼得•克鲁鲍特金写道:“我无法接收一种不包括人类的自然地理理论”。他认为不包括对人类进行研究的自然研究毫无意义,那只是“经院式的”运用。

  然而,促成19世纪末期自然主义思想与在此之前的理论完全不同的重要原因是由科学领域的两个新的因素所决定的,一是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进化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二是科学科月日益专业化的趋势。作为文艺复兴思想内在统体的知识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19世纪末地理学的根本观点认为,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种分化,应重申领土现象的一致原则。这也成为了19世纪上半叶人文地理学领域的重要先驱、著名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的重要主张,他把世界看作一个作用的整体,李特尔的门徒们认为新的专门研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戴卫•利文斯顿将这种统一体观点定义为“地理学实验”,因而有必要“把自然和文化置于一个解释的框架内”。正如利文斯顿所言,进化理论在这一方面前景最佳,虽然这一理论被惠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而实际上它的根本观点是新拉马克思想,拉马克是法国博物学家。—译者),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拉马克思想关于有机体的特性在其存在时期通过改进而延续下去的观点,似乎与将进化原理运用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更相一致。如果将之视为可以改进和变化的空间有机体而置于地理学的框架中进行考虑,会更有意义。地图被证明是在一个大的模型中标明人类和非人类资料的特别有用的方式。因此,它是反映将科学原理运用于人类活动的理想方法。斯蒂芬•霍尔认为,正是地图的“总体认识”使“科学知识和社会世界观之间建立一种观念连系”成为可能。

  因此,世纪之交的时代精神源于一种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构成的优虑和不稳定的混合体,两者都包含有重要的地理因素。布赖斯在1902年的文章中对两者都进行了论述。当“混乱”趋于“有序”和运用科学方法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认一识从而给人们带来希望时,全球空间被分割完毕又产生了一种幽闭恐怖症,这种综合症在契伦自己的著作中也得到了反映。他认识到,摆脱北欧国家不祥预言的途径在于将科学原理运用于政治领域,为此,他从拉策尔的著作中寻找到了答案。

  拉策尔的方法建立在运用其自然科学知识来认识和解释人类活动的基础上。在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地理学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国家的地理范围和国家行为的思想。其基本理论观点是,国家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对其行为的解释最好是将之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行为。它本身要大于各个组成部分之和,这些组成部分既包括了自然的成分,也包括了人类的成分。他将之定义为国家的“生物地理学概念”,使之不同于其他生物体的特征在于它是统一体,一种空间统一体,也可视为一种人类统一体,这一特殊的生物有机体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中,而且也是其组成部分。和这种空间特征相联系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空间和位置,国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者的相互作用。

  由此,拉策尔进而推论,国家作为有机现象遵循其领土增长和发展的原则。这些法则与国家作为地理空间中现存的一个实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一点,他考察了国家的特性及其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因此,他把进化理论运用于对国家的解释,并将其行为模式一与自然界有机现象的行为模式进行比较。拉策尔断言,国家的发展稳固地建立在其领土的基础上,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就必须使其领土优势最大限度地增长。也就是说,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确保充足和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拥有的这种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攫取统治地位。国家的主重目标被视为是追求权力。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那么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大国,并逐渐成为世界强国若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就必须进行领土扩张,这也是成就显赫的国家和那些碌碌无为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之所在。为了阐明这些有机体理论,拉策尔并不是通过类推的方法来进行论证,而是坚信,从很真实的意义上而言,政治现象本身既是自然的又是有机的,它和自然界的其他现象一样,经历相同的过程,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的基本观点是,学术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宇宙法则的研究,而这些法则必须客观地用于对地缘政治现象的认识。

  契伦马上就意识到了拉策尔的思想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国家的视点,而正是这一点使他采取了新的关于国家及其行为的思想和理论方法,他称之为“地缘政治学”。它最早成型于1899年,他起初的定义是“国家作为空间范围的科学”,不久他又阐述为“国家作为空间的一个地理有机体或现象的理论”。他在政治学方而的早期研究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尚未引起足够币视的特殊观点,似乎将对更加充分地认识国家的行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契伦来说,地缘政治学实际上只是他所设计的一个更宽泛分析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其它的分支主要有民主政治学、经济政治学,社会政治学和权力政治学虽然每一个分支所涉及的是国家及其职能的一个独特方面,但是契伦认为,由于地缘政治学构成了其他分支的基础,因而它是其中最重要的。他采用了拉策尔的两个理论前提:国家是一个空间有机体;国家最根本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都源于此。然而,他还针对拉策尔的两个前提补充了第三个特征。契伦的三个特征是地形政治学,空间政治学和形态政治学。前面二者与拉策尔的位置和空间理论相联系,而形态政治学则主要涉及国家的形状和形态特征,这些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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