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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时代的术语: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

书名/地缘政治学

第一章 时代的术语: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

书名/地缘政治学

  保尔·克拉维尔在199e4年写道:“地缘政治学是时髦的术语”,而意识形态则变为了“过时的术语”。现在风向已变:二战以来在精神生活中经历数十年的实际禁锢后,地缘政治学复活了。克拉维尔认为这一命运的转变缘于世界态势的变迁,因为冷战已趋于终结,国际舞台的新轮廓开始成型。克拉维尔断言,伴随超级大国对抗的结束,东欧集团的崩溃已滋生了一种氛围,其中“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问题的反映显得更为重要”。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源于19世纪后期,一开始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它主张介人国家政策的现实事务,因而导致了学界的特别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学在德国深深卷人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涉足其领土扩展政策的合理化和计划的制定,以及使纳粹在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宣传合法化。基于此,二战后的德国地缘
政治学说,连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武库中的其他内容统统遭到唾弃:这必然会对这一主题的其他方面产生负面影响,此种境况殃及了整整一代人。

  地缘政治学的复活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新地缘政治学”发端于美国和法国。就前者而言,特别是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密不可分,他将地缘政治学说引进其有关外交政策的论述中。正是由于基辛格的认可,地缘政治学,连同其形容词“地缘政治的”,很快进人了美国已确立的政治和国际关系词汇中;在法国,大约也是在同一时期,地缘政治学由拉考斯特领导的一支新的政治地理学派予以了重新介绍,这集中反映在《希罗多德杂志》中,而也正是当地缘政治学重新获得其学术资格后,才在法国进人了一般的政治词汇中。

  地缘政治学在这一特定时期复活的缘由可追溯为政治语义学和国际关系粘合过程中的某种不经意的创举。从语义学上而言,它是一个表述了政治行为和这种行为产生的地球环境间的某种特殊关系的术语。我们或许可以像伏尔泰对上帝进行臆断一样作出这种推断,如若20世纪70年代没有地缘政治学,似乎有必要发明一个或找到一个与之极为类似的东西。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商人以及法语和英语世界的学者们都在他们涉及从全球变暖到跨国公司论题的演讲、论文和著作中塞进这一词。的确,在如此多变的境况下,其确切的含义或者说其与特定情势的关系常常会模糊不清。然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或许正是这种模棱两可使之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在任何特定的条件下,其确定的含义似乎更符合这样的事实:它是那些本能地觉得与其时代相关的术语中的一种;它正可谓是反映现实呼声的术语。它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术语。

  如果说地缘政治学已变为时髦术语的事实可在一定程度上由国际形势的彻底转换来加以解释的话,那么,更为有意义的是,在人类及其地理环境间的全部关系的认知方面业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包罗一切,因而其词义实际已发生整体变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将人类视为是能操纵自然的“主宰”的思想,逐步被认为人类只是整体环境中的“参加者”的思想所取代,其倡导爱护和尊重自然界。这一认识表明,全球生态系统是一种脆弱而又完美的平衡系统,极易遭致无法弥补的毁坏。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的工业进步,尤其是那些与能源供应相联系的工业以及因此发展而导致的内燃机的广泛运用,十分清楚地表明,必须寻求一种根本的改善途径来阻止显然正在加速的环境恶化。显而易见,观念已经发生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认为人类无所不能的观念已让位于更具长远意义的认识,即人类除了能够毁灭这个星球以外别无所能。这正是约翰逊和泰勒所言的“危机中的世界”形势的实质之所在。

  这些新观念导致的后果在于,操纵环境的政治让位于爱护环境的政治。如果说这对于20世纪早期居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而言是一场变革的话,那么从地理哲学的意义上看则并非如此。整体词义的变异使地理学思想中的人境关系理论显得尤为突出,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其成功的活动必然受制于环境,必须认识其局限性和可能性。对环境的这一认知原本就存在于本世纪上半叶由法国维达尔地理学派发展和完善的“或然论”中。这一理论认为,整体的人类行为受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制约,成就的获得仅仅取决于从这些可能性中作出正确抉择,而不是试图置之不理,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要征服自然必须先尊重它。这正是20世纪大部分时期里那些将“发展”视为一切,而“自然”只不过是在等待“改造”使之对造世主更为有用的人们所遗忘和忽略的东西。

  冷战结束以来,对地球的清醒认识日渐增强,这既表现在直接的环境保护方面,也体现在对政治决策应充当的重要角色的认识方面。半个世纪里被统统冠以了“发展”标签的人类的众多活动所导致的明显毁灭,加上诸如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类的事件,实际已经加剧了对人类整体发展方向的忧虑。大多显然应归咎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恶化,促进了对星球是根本的统一体和邦吉所言的“人类空间的毁灭”的危险的认识。因此,唯有通过集体的行动才能阻止这种毁灭,而且,在当今世界,这意味着必然是一种全球范围的行动。邦吉断言:“这个星球对和平而言并不太小,但对战争而言则过于狭小”。

  所以,整体词义变异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地球科学凸现出来,这已充分说明“地缘的”成为了知识界的一个口头禅。在某个特定的言论背景中,它作为前缀强调了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而作为政治学的前缀则隐含着政治行为必须考虑在全球范围。

  最近地缘政治学命运的广泛复兴表现出与过去劫然不同的情形。布鲁恩和明斯特断言:“在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所有问题中,或许还没有那一个像地缘政治学这样引发如此之多的争论”。他们将之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所受到的操纵,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一点已被广为接受。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并非事情的全部。尽管地缘政治学在学术界遭唾弃的直接原因无疑根源于其与纳粹的联系,但导致疑惑的更长久的原因还有许多。要想了解如此情形何以产生,弄清楚这一问题异乎寻常的学术连系十分必要。地缘政治学源于分离的双亲—政治科学和地理学—起初这两种学科都将之视为对方的一个私生子,此种尴尬的情形意味着因权宜之计似乎应将它丢弃时它就可能—而且曾经—遭一方或双方的遗弃。当那些反对它的地理学家们借其更具政治学色彩而非地理学色彩大动干戈时,政治科学家们则极不情愿地要将地理因素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来对待。虽然拿破仑断定国家政策取决于其地理的名言得到了广泛认可,但这决非意味着他们已承认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决策中蕴含了这一点。两门学科都在他们的言论中兼容了对方的某些方面,但又极不愿认同一个他们共享的独立的分支导坏斗。“地缘政治学”一词最初虽是由,一个政治学家锻造出笼的,然而一开始它更受地理学家们的青睐,尽管它处于争论之中,但是这些地理学家仍然视之为政治地理学的一部分,即便他们唯一的目的在于推翻其可靠性。在他们所表露出的对其令人不安的特性的关注背后,隐含着对它可能会对地理学传统的实践活动带来危害和潜在的重要性的一种优虑。(见第二章)。

  政治地理学家们所表现出来的怀疑集中于这一主题的根本性质和目的问题上。在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就如大多西方地理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包含着为国家目的而运用地理学知识的内容。因此,就使它受制于国家的操纵,并使他们试图实施的那些特殊政策合法化。正是由于  被理解为与政策制定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于哈罗德•斯普劳特将之贬为实质上的“恤缘政策”,因而缺乏一门学科所期望的客观性。至于在二战前夕写作的德温特•惠特尔西,他认为地理政治学研究的是地球与国家间的关系,因而在国家本身之间的关系中有必要包含地理的方面。惠特尔西使用“地缘政治的”一词作为政治地理学的形容词。他写道:“简而言之,其主题就是地缘政治的式样与结构。”他认为“地缘政治的”是一个“紧缩形容词”,远胜于“臃肿的‘政治地理的’。然而,他同时又认为他所言的“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学教义”旨在“使政治地理学服务于这一或那一特定国家的目的”。理查德•哈茨霍恩在他的出版于同一灾难之年的巨著《地理学的性质》中将政治地理学十分简单地定义为“国家之地理学”,以此区别于他所谈论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特殊领域……其中地理学……被利用于超越了知识本身所追求的特殊目的。”因此,在哈特向看来,地理政治学是涉及人类空间活动的政治方面的所有内容的严肃学科。正因为如此,它被看成是“纯洁的犷,学科,截然不同于为政治和政客们的需要而衰读自身的“不纯的”学科。哈特向的总体结论在于,他认为地缘政治学无法成为“地理学的主要方面之一”。他也十分清楚这是同一时期地理学家们普遍持有的观点。他断言:“能够成为政治地理学的合适的替代品,然而很难为德国以外的地理学家或政治学家所接受,即使在德国国内实际也极少被政治地理学家所一认可。”

  自那以后,一切都已改变。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地理学与政治学界的新一代重新启用地缘政治学,并把它带回到国际论坛的核心地位。此次重新启用涉及追溯其纳粹之前的源起,因而能够对其学科地位进行全面的再评估。其结果在于,它不仅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而且也使进一步探索政治学与地球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这是研究当代世界问题的主题之一。政治科学与J地球科学交会于地缘政治学,它所释放出的崭新光芒成为了增添其合法性的要素之一。因此,已变得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截然不同,这并非是因为其客观性的问题,而是缘于其内容、方法论和宗旨的真正差异。如果说地缘政治学确实值得冠以“新”字,那么这个复合词的两部分实际上意味着其一贯所为。因而其实践的中心目的在于“拯救地缘政治学之传统”,为此必须将之与国家及其政策分离开来。

  本书所运用的地缘政治学基本概念旨在简化源于空间和地理学观念的国际关系研究。因此它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特别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得到发展的“新”地缘政治学。这无疑包括20世纪40至70年代期间被归于政治地理学一般领域的很多内容。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分析手段是政治地图,其方法则包含于对其特性的考证之中,借此理解其所揭示的现象和滋生其形态的过程。世界政治舞台的各组成部分被视为空间客体,其相互作用构成空间现象。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这些空间客体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行为及相互作用,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在于了解整体地缘政治空间和任何既定时间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一研究必须形成整体,因为如若试图考察和解释地理空间特殊客体的行为特征,就有必要考虑这些客体功能的众多差异点。

  传统地理学的研究集中于分析诸如气候、自然资源和地貌等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地缘政治学的涉及面则更宽泛、更全面。地理空间被看成是一个整体,而在更为传统的地理学观点中被视为现存“要素”的现象的存在构成了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所以,其研究的方式就在于对整体中地缘政治客体的剖析。基于此,地缘政治学分析可谓包容全部,而本质上看来,局部和特殊的现象就被归于对其所构成的整体的解释中了。

  因此,对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理解必然涉及对这些处于相互作用的整体分析。内在的原因就在于其空间特征自然面然抖露其行为的根源。这些整体行为模式共同构成地缘政治空间的总和。

  地缘政治分析被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对基本空间客体自身特征的考察;其次要探视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空间模式,这包括对不同地理空间区域中相互作用模式差异性的观察;最后是将地缘政治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从而确立对其全部特征的判断。这就是世界政治地图,其显现出的内涵构成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终研究阶段及根本目的。地缘政治观的“内涵”,包括犷对总体上谓之“秩序”所赋予的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的探究。关键问题是,这种对秩序的探究受制于客观的因素,并不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始终构成对特殊国家空间利益的长久抑制:这就是地缘政治学为了全球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些特殊部分的利益而“再生”的根本。

  可见,地缘政治学的具体运用与其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由于这一区分在过去并不明了,因而,涉及地缘政治学的众多方而都是附和了斯普劳特的观点,即它是“地缘政策”。然而,实际上,地缘政治学以一种实用的方式被分析和研究并非其真正的最大问题,从唯理的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在于其研究和运用之间缺乏一个明确的仄分。这一分支学科的命运已经受制十那些从事这一研究的人的目的,他们因而已经找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政治部长们要求他们所找寻的东西,这样,学术真理一与政治野心搅和在厂一起,严谨的学术成了国家目标的牺牲品。

  事实上,过错并不在于实用的地缘政治学科,而在于对任何学科知识而言实用的方式.,解剖学的奇异观点就提倡只对人体进行独有的学术研究而不付诸实践运用。,但是对于哈特向来说,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在政治中的运用”,同时,他还断定“其价值及重要性的评估取决于它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价值”。显然,根本的要求在于它可被视为完全不同于学术研究的东西,并被如此操纵;必须认识到,正如所有科学一样,存在既“纯”而又“实用”的东西。

  就实用而言,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法国的新地缘政治学和30年代存在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如出一辙,只不过其意图不同而已。哈特向的问题不在于运用于政治目的本身,而在于运用于政治目的的价值,他写道:“既然在德国人看来它应该服务于民族政治,那么,来自其他国家的有关其消极价值的观点就可看成是对其积极价值观点的抵消。”这一点和法国的新地缘政治学的根本差别在于,他们已将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只考虑某个特殊国家的利益。正如其他诸多学科一样,地缘政治学可运用于“超乎知识本身所追求的”许多不同目的,其价值则取决于观察者的视野,以及他或她运用于任何特殊政治目的的价值。这些是根本的道德问题,而且,在现代地缘政治观点中,无论他们被标以“好”或“坏”的标签,都必须取决于其对人类整体而非某个小部分的影响的评估。然而,道德问题尽管十分重要,但他们也得置身于一门“纯”学科之外。

  最后,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里所界定的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是何联系,在地缘政治学被视为“不纯”的那些日子里,政治地理学则依然“纯洁”,并在其庇护下适用于政治行为的所有地理范围。在惠特尔西看来,政治地理学根本上而言就是研究“地球与国家”间关系的学说,这也包括国家间关系的地理方面。但是,就国际关系空间研究的地缘政治学的界定而言,留给政治地理学的问题也必须作出回答,这必然会导致一个或更狭小或更宽泛的界定。狭义的政治地理学将国家视为一个政治单位进行研究,旨在分析政府的影响及基于其疆域内全部人文地理的政府决策。例如,选举地理描述了特殊政策所诱发的国内变化及这些变化的原因。。政治地理学更宽泛的界定则被归为近代学科,它将地缘政治学当成从空间上研究全部政治行为的一部分,无论你选择哪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重叠部分,因为他们都必须要涉及存在于地理空间中的国家整体的自然特性。但是,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之间重叠的确切的特性远不如两者之间的差别,而且,他们研究目的迥异。即便地缘政治学在此被界定为基于空间视野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并非说明事情的终结,而只不过是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目标发生了变化而已。

  便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基于地缘政治学的特性和目的所发生的变化范围及重要性,我们将考察20世纪初期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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